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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口与心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蒋介石曾一度以革命领袖自居,我们也曾一度误认其为领袖而拥护。欢迎他,虽其时识微之士,知道蒋介石危险,靠不住,但大有希望他往好的路上跑,对于他很表示热烈的奖劝。在前日20多万群众讨蒋示威大会,一回想去年8月13日的教育会坪,虽然人数不及前天一半,但从鼓掌声中拥出一个身颀脸削的蒋总司令,岂料其不受抬举一至于此。其实那时候,蒋的投机话头,已充分表现于欢迎会中,我们为革命热所蔽,未曾注意罢了。

  在湘黄埔军校讨蒋委员会的传单上说:

  蒋的思想和言论是极端可笑的、矛盾的,第一次东征胜利后,他在东江对我们说:“英雄思想是反革命的,我们不要有英雄思想”。可是他当我们第三期同学毕业的时候,又向我们说:“我们不做个英雄,也要做个豪杰。”各位呵,豪杰和英雄有什么分别呢,他见英雄思想为进步的人所诅咒,所以就说出这样投机的话,到了一定时候,他的英雄情绪按不住了,于是转一个弯儿,示英雄的色相于人了。当杨刘进行反共运动的时候,他也说“反共就是反革命”。现在他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反共产”。我们不晓得他从前所说的话,现在忘记了没有,第一次东征过后,他在东江向我们说:“总理北上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说‘鲍罗廷是我们忠实同志,我们有什么事都和他商量,我北上以后,你要待他如我一样’。所以我是可以受鲍罗廷的指挥,我受他的指挥,不是可耻的,这是世界革命指挥的统一。”现在鲍顾问对于他的错误,有些纠正,他忍耐不住,就面红耳赤的怒恨道:“这是压迫中国革命的领袖。”在此处我们对于总理益加起敬,谁说总理把蒋中正当做忠实的信徒呢,谁说总理把蒋中正以史可法相许呢,总理革命的眼光,早已看见蒋中正脑后反骨了,早就怕他破坏他对鲍同志的信任,不然也不会给他一个这样谆谆叮嘱的信了。果然总理的弓剑未寒,蒋氏的反骨已现,3月20日事变的后几天,他向我们说:“将来我成个军阀也未可料”。当时我们第四期同学熊敦,就写了一封信质问他说:“你的革命的意识这样不坚强么?亲爱的校长。等到你变成军阀时,我熊敦不难以颈血与你相见。”熊君这封信个个字都是血泪铸成的,同学读之有泣下者。当时他也回了熊君一封信说:“我决不变成军阀,但是党的群众要压迫党的领袖。党中才不致有军阀发生”。现在他的同志,他的学生,谏阻他,纠正他,他又说:“迫人太甚。”总之蒋中正者是一个教不成器的、唤不醒的、阴险的、圆滑的假君子真小人。

  忽然触起我的回忆,去年蒋在湖南省执行委员会说:“党是政府的基础,一切的权力都要交给省党部”。可是那时候中央党部的一切权力,已交给了蒋介石,党已在蒋的荷包里。又说:“总理遗下两个政策——联俄联共——至今‘未变’……在某一时代有某一时代的口号,某一地方有某一地方的口号”。言下已隐伏着“变”是可以的,看于我的利益如何,就是于蒋介石的利益如何。又说:“共产分子每一个加入本党,即有每一个的努力,有每一个的力量,这是谁也承认的”。这话廖仲恺同志遇难之时,汪精卫同志曾这样说过,手造“3月20”的蒋介石,能于3月20日之后,在湖南说得这样干脆,岂不大奇,那无怪他一到南昌,就变成“共产分子加入本党,压迫排挤本党党员得不堪,本党党员有本党组织,共产分子即来破坏(看蒋介石在南昌演说,及张静江等通电)而要见共产党杀共产党了,否认总理有联共的主张了。他又说:“赤是指俄国,俄国的势力,建筑在民众上面,赤化就是民众化,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与民众相反的,所以怕民众化,难道我们民众也怕民众化吗,这又何必避免”。不料他现在怕民众格外利害,雇用青红帮打九江、安庆党部,开枪射击游行群众,死伤至千人,比张作霖、吴佩孚之讨赤,还凶得多。

  不过有一点,也许是湖南人接受蒋总司令的教训而对得蒋总司令住的地方,那天在一村香欢宴,蒋说:“现在可得一结论,凡能拥护民众利益,受党的指挥,求实现主义的,我们就欢迎他,如果不然,就要打倒他。”蒋违反民众利益了,不受党的指挥了,于是湖南,由反对蒋介石,打倒蒋介石,进而有20万人的讨蒋示威大会。

  讲到蒋的人格,革命不革命,不成什么问题,我是主张复辟的,就始终不剪辫子,举宣统王朝,康有为终是清末圣人,张勋不愧赐谥忠武,我是卖身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就始终替帝国主义屠戮民众,张作霖到底是胡子,吴佩孚不愧为秀才,蒋介石的罪恶,同他们一样,而没有他们“好汉做事自身当”的气概,“全无信义,自食其余”,这也要我们革命民众来费力打倒,真是糟糕。

  (载1927年4月30日《湖南民报》署名: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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