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谢觉哉 > 谢觉哉传 | 上页 下页
斥“左”倾危害


  —九三一年秋,一个留着平头、鬓角和八字胡已经花白的壮年人踏上了上海至汉口的轮船。

  他就是谢觉哉。当年虽刚满四十七岁,但是岁月折磨得他多少有点老态。况且象他这样大年纪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中的的确不多,因此,党内已经有人称他为“谢老”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敌人在上海四处搜捕革命者。觉哉离开上海,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处湘鄂两省西部边界,山岳连绵,湖港交岔。一九二八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等利用这一带地形复杂、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有利条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短短两年,根据地迅速扩大了,东起武汉,西至巫山,北越汉水,南跨洞庭的广大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但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杀害了,觉哉来到这里,环境险恶,但他还是不畏艰难,为党的事业忘我地工作着。他先后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长、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党校教务长等职。这时的党校,受到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只剩下他一个人仍然在坚持着工作。同时,还要主编湘鄂西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

  报社设在省府翟家湾,虽然这是省委的机关报,一张苏区的大报,但人手仍然不多,他一个人能做外勤、编辑和校对。觉哉很喜欢这项工作,他认为有把握干好,因为这是他第五次主编全局性的大报了。《工农日报》有油印和石印两种版面,即使是油印,也“印得和石印一样好。”

  《工农日报》现已散失无存。谢老在延安的日记中,尚有两段是回忆办《工农日报》情况的。一则是—九四三年三月九日日记,谈及办《工农日报》时, 特别注意使用通俗语言。“以前文告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尽可掉文,现在的文章是给工农群众看的(知识分子也在内),许多文语不可再用,要用也要经过工农群众了解或改造之后。”为此,觉哉曾在《工农日报》上写过《新名词释义》。

  洪湖苏区的工农绝大多数是文盲,没有钱上学,他们读书识字学文化心切,每个农民都有“麻纸簿”和铅笔,一有空就读读写写,相互帮助识字。觉哉主编《工农日报》时,非常注意学习使用当地群众语言,以便苏区工农能看得懂,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

  另一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日记,回忆洪湖地区的生活和办《工农日报》时间杨邨人的接触:

  “杨邨人是在敌人围剿湘鄂西苏区时逃跑,被鲁迅先生批评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杨邨人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型而神经脆弱特甚的人,行动言语,常使人发笑。洪湖蚊子特别多,夏天晚上蚊书如雷,伸手可抓到几个,不能工作,须坐在蚊帐里。洪湖又多疟疾,卫生宣传员说,疟疾,是由蚊子传染的。一天,杨邨人睡醒,发现帐内有一蚊子,大惊:‘我一定染疟疾了’,吵着要打奎宁针。少顷又说:‘身上发颤了,不得了’。结果,给他打了一针才完事。洪湖失败时,崔琪同志在湖内组织游击队,派他去做政治委员,去一天,草帽鞋子都丢掉了。在湖中遇着我,借了一双鞋,用鱼划子把他送走。”

  “经不起刺激,受不了艰苦,不知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且要求进到游击战的苏区来?致出了不少的丑——逃跑直到‘自白’。但他因为‘脆弱’,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他‘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买卖,仅在竭力变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更好的生活。”

  “杨邨人自认是‘作家’,‘作家’的定义如何?我不知道。不过他在洪湖里留下一点子笑话。他接我的下手主编《工农日报》,一天在‘名词解释’栏说‘苏维埃’是最初成立苏维埃的地点,因此,相沿叫苏维埃。‘什么书上看的?’我问,‘听到人家这样说。’他回答。我说:‘不是有很多人说苏维埃是苏兆征同志的兄弟吗?你何以没有听到。”

  由此可见,办《工农日报》时,环境异常艰苦,杨邨人怕苦怕死,后来逃跑到上海,作“自白”向反动派表明心迹,被鲁迅作为革命小贩。《工农日报》同《湖南通俗报》、《上海报》一样,有普及文化的专门栏目,办得通俗易懂,适合工农大众阅读。

  但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在一次会议上,夏曦公开骂他:“谢胡子是老糊涂。”

  夏曦和觉哉是老相识,他们同是新民学会会员。大革命时,夏曦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委负责人,觉哉是秘密共产党员,他只和夏曦、罗迈接头。应该说夏曦是了解觉哉的。夏曦公开骂人,那是因为政治主张上觉哉有很多和夏曦不合拍的地方。

  经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过去对党内斗争毫无思想准备的觉哉,现在开始警觉起来了。他对夏曦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理解,以至他主编的《工农日报》无法适应夏曦“左”倾的需要。

  一九三二年五月,正当敌人加紧进攻襄北根据地的时候,夏曦却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组织大规模“肃反”。把人民内部的是非之争,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乱抓所谓“改组派”,诬陷和错误处置了大批的优秀干部。特别使觉哉难以理解的是他最了解,也是夏曦本人最了解的两位负责人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置了。一个是毛简青,湖南平江人,曾留学日本。大革命时期担任平江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秋他和觉哉先后派来湘鄂西苏区,觉哉任《工农日报》主编,他任省委党刊《红旗》主编。觉哉十分熟悉他:“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道德和学问的人,和他在上海同住有一年多,虽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但对于革命大道理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另一个是柳直荀,当时担任湘鄂西省苏区财政部长,觉哉在大革命前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汉口、上海也看见过他。“直荀同志受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的熏陶很深,律己严,为人切,认识了共产党就贡献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尤不会有任何反革命行动,是可以以其品质保证的。”但是,这两位同志却在肃反运动中被夏曦批准迫害死了,毛简青是在自己的监狱里病死的,觉哉记得“有一天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在,旋知因肃反而入狱,但我总想不起他的可疑之点”。柳直荀死时更惨,“一天忽而不见了,初疑因事出发,后知其被捕”③,在周老嘴被自己的子弹枪杀了。觉哉很快认清了夏曦推行王明“左”倾严重错误给革命职业带来的危害,对夏曦的错误有所抵制。有一次,夏曦在中央处分局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个发言,他在解释几位负责干部为什么会变成反革命时,说其理由是:“他们为了破坏苏区而创造苏区,为了破坏红军才创造红军”。在回答一些干部提出的“在战场上敢于冲锋陷阵的人为什么会是反革命”时,夏曦的解释是:“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的战斗,表现得对革命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对夏曦这样一篇其名其妙和充满诡辩的所谓讲话,贺龙当即表示反对,他十分愤慨地说:“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不懂得那些高深的理论,不懂得今天说这个‘右派’,明天说那个‘右派’。我只知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当把枪口对准敌人。”并说:这种解释是奇怪的理论。觉哉也理所当然地不赞成夏曦的观点。因此《工农日报》开始没有刊登夏曦这篇讲话。夏曦对此极为反感。在他的几次追问之下,觉哉不得已,才将其刊登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夏曦指责他思想“一贯右倾,办报不知出了多少错误”。

  当然,尽管觉哉对夏曦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反感很大,但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象贺龙那样公开批评夏曦,只能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抵制和斗争。即使这样,夏曦也没有放弃对他的迫害和打击。一九三二年九月湘鄂西根据地沦陷前夕,在夏曦内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组派”的名单中,有觉哉的名字,不久根据地完全失陷了,在敌人的清湖中,觉哉不幸被捕。正因为这样,他才得以从这份“名单”中“漏网”。

  后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觉哉用诗真实记录了这段史实和他在这场斗争中表示的立场。诗曰: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昧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③ 以上均引自1945年1月9日日记。


梦远书城(guxuo.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