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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访大场战线


  因为大场之线一时颇为吃紧,为着理解前方实际情形,我们在参加了一个战时风景线之一的结婚宴之后,上了友人××君预备好的车。到前线去视察是朋友们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当时有八人之多,但车子实在无法容纳,结果去的是谢冰莹、熊岳兰、胡萍三女士,刘保罗、蒋先启、范长江诸先生和我。(冰莹在前线服务,以患喉疾暂时到后方休养。)

  送亚子先生归寓后,车子出了租界就直开战地。沿途从美丽的近代住宅到农民的竹篱茅舍,多被敌机轰炸得梁摧栋折,瓦砾成堆。××路一带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们驱车纳凉绕过这儿,现在夹路杨柳在战火中也憔悴得可怜了。过某地后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坏了,车子得绕小路,我们都被簸起一两尺高。感谢“名车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们没有演覆车之祸。至某地,战垒相环,皎洁月色中隐约见我守土战士银色的枪尖,和严毅的脸色。

  遥望东方天空,火柱高数十丈,红碧相映,当是我民房中敌弹燃烧。路上有许多运输兵,匆匆走过。有的没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们的辛苦可想。车子在进行中已可闻更清晰的炮声,先启告诉我们,回头车子得经过一段公路,适在敌人弹火距离以内。这使我们紧张,但也使我们高兴。胡萍女士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同车的人也热烈地应和起来,我们雄壮的歌声冲破了这严冷的沉寂。进行着的增援的弟兄们不免掉转头来注意我们。当日替电通公司写《风云儿女》的剧本,丢下了半支《义勇军进行曲》,连《铁蹄下的歌女》也来不及自己作(后来是许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狱了。在金陵狱中读友人送来《电通画报》,才知《风云儿女》已开映,但决没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为全国抗战学生青年和士兵同胞传唱,成为一种“具体的力”。这虽主要的在于聂耳先生优秀的作曲,自己也觉得对于鼓动抗战做了一点小小工作,颇为安慰。冰莹告诉我们,前线士兵极欢喜救亡歌曲,他们每学会了一支歌就非常高兴,希望我们有人到前线去教他们。特别是在他们退下来休息的时候,一支雄壮的歌可以恢复他们的疲劳,鼓起他们再战的勇气。

  和我们同乡宋军长握见的时候,前线的炮火正是非常紧密。地面是那样震动着,檐灰是那样落着,但在黄昏的烛影中,我们这青年将军却真是孙武子说的“其静如林,不动如山”。我问大场的情势如何,他微笑着对我们说:

  “你听,今晚我们全线反攻了。”宋将军是我们湖南湘乡人,承受着曾涤生以来沉毅的传统。但他却并非木讷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诚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首先说敌人的战略在北方企图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华北的计划,在上海是攻下大场,压迫闸北各线我军后撤,他可以对国际宣传“占领了上海”,然后和我们讲条件。但很抱歉的,我们不能使他如愿。某路军在山西已经立了许多战绩了。我们以地势不同,虽不便于运用游击战术,却是用全力堵住敌人的进攻,决不轻易放弃一寸土。他非常正确的说:“打仗不决定在地形而决定在战斗意志,有斗志则任何地方都可战可守,无斗志则天脸也不能守。”

  因此他坚决否认我军会轻易上海另觅更坚固阵地的谣传。不过他也做了一个强有力的警告。他以为若不迅速动员广大民众,上海战线能支持到何时却是一个问题。最具体的是战斗员补充的问题。照他的估计,八一二以来敌人死数当在三万以上,最近十日间的恶战,敌人伤亡至少有一万六七千。但因火力关系,我们当然也有壮烈的牺牲。我们希望的是各地壮丁不断的来,经我们三两月的训练,可以使他们迅速地成为民族战士。他也希望全国文化人能多多帮助这一动员民众的工作。

  因为战事是那样的紧张,我们不敢多谈,就匆匆地辞出了。因为要送先启回××处,我们绕道××,在月光中看见了那破碎了的学府××大学,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国防联系得更紧的。漂亮的黉舍徒然做了敌机轰炸的目标,我们应迅速建立并开展不可轰炸、不可击败的精神教育!

  我们的车子所经,有时虽在敌人大炮射程以内,却没有遭受射击。沿途看见许多由火线上抬回的伤兵,有的血还从抬架上流着。我们恨不得去招呼我们战士的创伤。最使人血肉飞舞的却是那整千万络绎于途的援兵,他们那种英勇沉毅的姿态使我们忍不住向他们欢呼,女士们甚至从车子里站起来,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从车窗里扬着巾子叫着:“祝你们胜利!”冰莹说:“祝胜利他们或者不大懂。你该说打胜仗。”于是胡小姐说叫着:“弟兄们,我们全线反攻了,祝你们打胜仗!打胜仗!”他们有的也扬手回答:“打胜仗!”但大部分都给一种“神圣的森严”压住了。一个个的“衔枚疾走”。这使我们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里说:“抗敌救亡真不是儿戏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死活斗争!

  长江约我们去看××,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婉谢了。回到租界,但啰嗦一通也通过了。下车后我忽忆××君之约,赴××饭店去会他。那时舞厅的霓虹灯还没有熄,舞场内正奏着醉人的音乐,一些青年男女们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劲。使我深深地感觉得租界的寓公生活与“民族的感觉”不并立!

  (原载1937年10月24日上海《救亡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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