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钱玄同 >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 上页 下页
十七


  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书同文字”以来悉被废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体讹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所以壁中古文经就拿这种“古文”来写了。康氏对于伪经,举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诸端,无不知之明而辨之精。但美犹有憾,即康氏对于文字之学太不讲求,并无心得,故虽明知“古文”为刘歆所伪造,而不能知其来源,竟误认为与尊彝文字为一系,因此而反疑尊彝亦是刘歆所伪造,实为千虑之一失。王氏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壁中古文经为用六国时讹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之阙;且得此重要证据,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但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太小,他是决不敢“疑古”、“惑经”的,所以有那么明确的好证据,他还要说“世人……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这样一句话,这实在太可惜了!这实在太可惜了!

  或曰:壁中古文经既是用六国文字写的,则经虽可目为刘歆之伪经,然字却不可目为刘歆之伪字。曰:不然。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澂用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传》(《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传》,又谓张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样贫乏的材料写那么繁多的书,岂能不拼合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尚书》,宋之《书古文训》,其中十有八九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这些书中的“古文”,便可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

  康氏辨《汉志》的《小学家》,还有一点也是错的,他说:

  《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

  这却冤枉刘歆了。《六艺》与《论语》、《孝经》、《小学》是汉代学校诵习的科目,故七略中把它们专列为一略,与今古文问题并无关系;即使今文家来编书目,也要这样排列的。这一点也是王国维氏所发见的,他说:

  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论衡·自纪篇》:“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换。”《后汉书·皇后纪》:“郑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汉魏传士考》)

  案:王氏此论,发前人所未发,前人研究《汉书·艺文志》最有心得者为宋之郑樵及清之章学诚,皆未见到此点。我以为王氏所见,极为精核,惟文中提及《尔雅》,则我不以为然。我虽不主张康氏的“《尔雅》为刘歆所伪作”之说,但认为其书厕于《六艺》之林,则实始于刘歆,且其中亦实有刘歆增窜之部分(说见前),在刘歆以前,并非学校诵习之书也。吾友余季豫(嘉锡)先生亦极以王氏所论为是,但又有匡正之处,他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有信给我,说:

  王静安先生论《六艺略》语,援据精博。惟其以今世学制相譬况,以为《小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中学科目,《六艺》则大学科目。鄙意于此尚有所疑。盖大学,小学,为汉世所固有,不必以今制相况;而中学,则遍考群书,当时并无名目。大抵汉人读书,《小学》与《孝经》同治,为普通之平民教育;至《论语》则在小学似随意科,在大学似预科,无意升学者,此书可不读,故有从闾里书师即已读《论语》者,有从当代经师先读《论语》后习专经者。此为弟所考与静安先生不同之处,证据亦甚多。最强有力者,莫如崔寔《四民月令》(见《齐民要术》及《玉烛宝典》),明以《孝经》、《论语》、《篇章》(原注:六甲,九九,《急就》,《三苍》)同为幼童入小学所读之书。故窃以王先生说为未安。

  案:余氏此论更精。观此,可知《小学》在汉代学校中实为人人必修之科目,就教育上说,其重要尚远过于专经也。

  我所见到的《新学伪经考》中精当的和错误的部分,现在都说完了。

  (V)

  古文经自康氏此书出世,先师崔君继之而作《史记探源》与《春秋复始》等书,张西堂氏又继之而作《谷梁真伪考》,伪证昭昭,无可抵赖,其为伪经,已成定谳矣。今文经对于古文经而言,固然是真经。但今文实为周秦间儒生集合而成之书,西汉时尚有加入之篇(如《泰誓》与《说卦》等)。今文经:《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九篇,《礼》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论语》(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分为十八章。这其中,有真为古代的史实,有儒家托古的伪史,有真为孔子的思想,有后儒托于孔子的思想,有全真之书,有全伪之书,有真书之中羼入伪篇的,有书虽真而不免有阙文、误字、错简的。凡此种种,皆应一一分析,疏证明白,方能作古代种种史料之用。这类工作是“超今文”的,自唐中叶以来,常有人做,如王柏之于《诗》,刘知几之于《书》,姚际恒、毛奇龄、崔述诸人之于《礼》,欧阳修、叶适、崔述诸人之于《易传》,啖助、赵匡、陆淳、刘敞、孙觉诸人之于《春秋》,崔述之于《论语》,姚际恒、杨椿之于《孝经》,皆能独具只眼,从事疑辨;但成绩还不甚好,比阎若璩之辨晋《古文尚书》与康有为之辨汉古文经,尚犹不逮。今人如刘节之辨《洪范》,顾颉刚之辨《尧典》、《禹贡》,李镜池之辨《易经》与《易传》等等,其方法、材料、眼光,都突过前人。照这样努力下去,将来必有极丰穰之收获,这是我敢断言的。

  我这篇序,意在专论康氏所辨之是非,故仍以辨古文经为主;虽偶有辨今文经的话,不过是涉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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