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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巨商买办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中国买办阶级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大商行。我们在上节已经略略关涉到这一巨商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造成许多洋场买办(康白渡),这本是“买办”一词的狭义解释。同时,中国因与帝国主义接触而日益资本主义化,有许多商人到外国去经商,就是所谓华侨。华侨中的巨商亦是买办之一种。巨商买办阶级有一种特性,是与官僚买办阶级不同的。凡是地主官僚出身的华侨巨商,在辛亥革命前便已经是保皇党的信徒,对于辛亥革命已经是妥协派,辛亥革命后便差不多完全变成反革命派。所以此地所谓“巨商”,应当除去与封建制度的田地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一部分商人。巨商之中的确另外有一部分人,是所谓“来自民间的”。“洋行买办”在前清时代,帝国主义初侵入中国的时候,简直和龟、奴、贼、屁同为骂人的话。华侨与国内商人,也有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庶民”出身。华侨及国内商人中,因为帝国主义日益开辟中国市场,自然有一小部分人得以集聚资本而变为巨商;他们所经营的商业,如销售洋货,搜括原料等,的确带着浓厚的买办性。但是在最初一期,他们所做的事虽然是买办性的,他们自己却还并不是买办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因为他们那时并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最高权(如同当时的官僚买办阶级似的)。当满清封建贵族制度崩溃的时期,他们还没有资格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那时他们是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和官僚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是相冲突的;所以在辛亥革命前,这种商业资产阶级实足以代替尚未形成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而做革命的领袖阶级。辛亥革命前后的国民党右派(黄兴[24]、宋教仁[25],国会中之民党系[26],尤其是华侨议员),便是这一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时破产失业的(章炳麟[27])和商业化的(张謇)士绅阶级,在保皇党与国民党之间占一“缓冲”地位,附和立宪维新甚至于革命;就是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也赞助这一派:辛亥革命前力争立宪及铁路矿务商办的运动,大得国人一般的同情。国民党右派也依赖这种党内的(章炳麟)及党外的(张謇)极右派,而与左派争权。所以实际上是右派取得了领导,又被极右派领导了去;“排满”变成中心口号,并不是“畸形混沌”的偶然,而是商业资产阶级领导辛亥革命以断送之之必然的结果。

  何以小资产阶级会被当时的改良主义派(黄兴)所领导呢?何以黄兴派又被章炳麟派(排满)所领导呢?中国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农民,我们要特别来说。此地只先说明:农民小资产阶级在当时是认为“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的。至于手工业小商人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也有种种特性。中国与俄国不同点之一,便是中国除农民小经济之外,还有城市的(西欧式的)小手工业经济,如行会制度等,比较俄国的小手工业行会制度强固得多。这种行会的店东有自己的中世纪式的组织;他们因为受帝国主义商品的挤轧,而不得不加紧剥削学徒。因此店东的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性,是比较缺乏得很。他们虽然也和农民一样,具有原始的排外主义,然而不能得着自己的政治代表,因为他们之中大部分(小商人)做的是洋货商业,小部分(店东)很怕革命的充分发展,而引起劳动问题。再则,当时除商业资产阶级之外,更没有再彻底有力的革命阶级做领袖;而这一商业资产阶级带着很多的买办性,策略上非常之妥协,不但和商业化的士绅阶级妥协,并且与官僚买办阶级(袁世凯)妥协,所以他们(商业士绅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客观上都只到排满为止。中国小资产阶级就此被他们领导了去。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有余迹,譬如现在民族资产阶级(较工业的)有一种妥协口号:“不是推覆帝国主义,而是排斥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不是强力取消不平等条约,而是和平协商修改不平等条约。”这种口号仍旧有领导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可能。

  如今我再说那商业资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里发展出来之后的情形。中国最初的商业资本,和官僚资本不同,他开始先有些独立性,他虽受帝国主义资本的银行市场等势力的支配,可是在他自己的营业里,他是“独立的”主人(至于官僚资本的矿务铁道,却一开始便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然而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发展,这一商业资产阶级便也日益分化。其中最小一部分,虽然资本日益积累起来,然而他们的大批收买原料或百货商铺式的大规模批发洋货的营业,反而被帝国主义纳入直接管辖的轨道;私人银行之中也有这种情形。于是这部分人便变成巨商买办阶级,相当的占有代理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同时,帝国主义扶植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与“龟奴贼屁”同变成“绅商”,并且使官僚买办阶级与他们分润些政权。商业资产阶级由此而变为买办,广州商团叛变[28]时先施等大公司都插外国国旗而罢市援助反革命;上海一九二七年二月总罢工时[29],先施老班说他已经入了英国籍,这都不是偶然的。冯自由[30]、邹鲁[31]等国民党的极右派实行反革命运动,教唆屠杀工人,也是如此。商业资产阶级的第二部分,当然也和洋场买办同样,能够稍稍积聚资本,而投入工业,转成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现象尤其是欧战期间最显著。民族资产阶级之出身于“民间的”商业资产阶级者,数量上固然非常之弱小,可是他的政治力量却比其他的资产阶级要大得多。他们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群众关系较为密切,这并不全因为他们是平民出身,而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步便跨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最新方式——这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必然的现象——如果拿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恐怕从简单商品经济发达到股份公司制度的过程,全世界上要算中国是第一;股份公司的制度笼罩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股东,例如先施公司自己是百货商的买办营业,渐渐自己开办工厂,转成工业资本,同时,他的股份公司,店员之中都有兼做股东的;上海华商烟草公司之中,有些工头和工人也兼做股东。这种民间出身的大资本家,很有影响并领导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能力;例如官僚盛宣怀[32]的招商轮船公司[33],在盛家几位少爷手里一定弄得稀糟,而盛家的师爷、臣仆以及商人股东,却借此积累不少股本,他们人人“创家立业”、“提倡实业”——这种工厂商店,大半是集合小资本的股份公司。这一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如“关税自主”、“仁爱性能说的劳资妥协”等,颇足以号召店东的小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的第三部分——最大的部分,自然是日益破产而变成小资产阶级,这是资本集中的铁律,用不着多所解释。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甚至于国民党的华侨党员大多数左倾(国民党左派),都是现成的例证。这部分破产失业,经济地位由高处下落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政见很是动摇,而他们革命化的倾向,却要比由低处希冀上升的店东小资产阶级急进些。总起来说,商业资产阶级日渐分化成为三部分:(一)巨商买办阶级(陈廉伯[34]),(二)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戴季陶[35]),(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36])。

  总之,巨商买办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是由旧时庶民的小资产阶级,进而为商业资产阶级,再进而为买办式的巨商。巨商买办阶级的崩溃和分化,便大致与官僚买办阶级相同,因为他已经并入了代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治者阶级。至于商业资产阶级的分化里,却有非常之可以注意的现象,——商业资产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天天在中国开辟市场,他本身还在发展,有相当的上升的前途;而且其中分化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份和质量,都比较的强大,再则其中分化出很多量的革命化的小资产阶级。

  所谓买办阶级,必须是相当的代理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的经济高权或政权的人。所以说辛亥革命时的国民党右派,有变成巨商买办阶级代表之倾向,那是对的。如果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是买办阶级的代表,那就不对了。同样,如果说现时的国民党新右派,有变成官僚买办阶级的倾向,那是对的。但是,如果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那就不对了(述之在政治局讨论国际议案时,便有这种论调,这是因为他将买办或官僚的个人,认做阶级的代表,事实上却并非凡是做官的都是官僚买办阶级之政治代表)。

  [24]黄兴,见本卷第73页注27、第270页注314。

  [25]宋教仁,见本卷第270页注314。

  [26]国会中之民党系,指民国初年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当时占据优势地位。

  [27]章炳麟,即章太炎,见本卷第72页注11。

  [28]广州商团叛变,见本卷第414页注14。

  [29]1927年2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而举行总罢工,并转为武装起义。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事前准备工作也做得不充分,起义遭到失败。

  [30]冯自由,见本卷第317页注65。

  [31]邹鲁,见本卷第45页注40。

  [3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洋务派后期重要人物。历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清廷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右侍郎、尚书、大臣,汉冶萍公司董事长等职。

  [33]招商轮船公司,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航运企业。1872年12月在上海成立。后分别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19个重要商业港口设分局。初为官商合办。1909年归清廷邮传部管辖,为盛宣怀所控制。

  [34]陈廉伯,见本卷第317页注55。

  [35]戴季陶,见本卷第315页注40。

  [36]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早年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孙中山逝世后,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出国。当时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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