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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革命之五年


  俄罗斯革命之五年(1)

  俄国 列宁

  诸位同志!我是预定的这一问题的主要报告者;可是你们都知道,我久病初愈,实在不能做很长的报告,只能做这一重要问题的绪言。我的题目范围很有限制。本来大会上所定题目:《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其实非常之广大,绝不是一个人在一篇演说之中所能尽的。所以我只取这一题目的一部分,就是“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故意取此一小部分,要与你们知道。现时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对于我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正在研究。

  我要论及我们怎样开始行新经济政策,及因行新经济政策所得的结果。假使我以此为限,想必能道出这一问题的总观察及其总概念。

  说到我们怎样想着新经济政策,我应当提及我在一九一八年所做的一篇论文[1]。在一九一八年初期,我正论及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我当时写的是:

  对于现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国家资本主义却可为前进一步。假使在半年之中,我们能设立成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确实保障再过一年之后,我们能绝对巩固,而社会主义亦能得最后的胜利。

  固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现在这样聪明,然而也不至于笨到不会考察此等问题的地步。

  一九一八年时我的意见是,对于当时俄国经济状况,若能有国家资本主义,却是一大进步。听来似乎有些奇怪,甚至于有些蠢气,因为我们当时的国家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赶紧实行种种经济办法,那些办法也实在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的——当时也许太赶紧了。然而我仍旧以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经济之一大进步。要说明这一层意思,我曾历数俄国经济组织中之根本元素。依我的意见,此等元素有五:(一)宗法社会的,即最幼稚的农业经济之形式,(二)小商品生产制度(此中包括大多数出卖谷物的农民),(三)私人的资本主义,(四)国家的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

  当时的俄国,此等元素都完全具有。我就想分析说明此等元素之间的关系,并且问一问,是否应当以其中“非社会主义的元素”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重些呢?说起来似乎真有些奇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看得非社会主义的元素比社会主义重要,这种误会很容易解除,只要知道俄国的经济组织不是单纯的,不是发展程度很高的;俄国之内尚有宗法社会式的农业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并存。国家资本主义在此种环境内,当有何等作用?

  其次,此等元素之中,哪一个势力最大?当然,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小资产阶级的元素为最有势力。于是可以论及对待国家资本主义之态度,当时我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为非社会主义的元素,而为俄国起见,恰比现在的环境为好。可见我们虽已行社会革命,并未过于夸称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亦未过于夸称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我们当时就略有感觉,以为先进于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及于社会主义为较妥。

  我所以特别注重这一点,实因只有根据于此,方能解释现时的经济政策,而为共产国际,求得此实际经验中的结论。我亦并不要说,当时已有退守的计划。那篇论文决还不是退守的计划。其中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有绝大意义的自由贸易问题,并未提及。然而始终已有不十分确定的总括的“退守”观念。

  我以为这一问题,不但在俄国很可注意,俄国本是很落后的国家,就是在共产国际全体及西欧先进各国内亦当注意。譬如现在我们正要起草党纲,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应当先多加讨论,各人的草案多印出来,以便详细研究,而今年暂且不必表决。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好好想过。我们还没有想透那“退守”问题以及“退守”之保障。同时必须评论世界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困难问题。若是仅仅想着运动的方法,直接进攻以至于得胜,还是不足。革命期间往往有时机可乘,敌人忙慌失措,而我们能得胜利。然此种机遇并无意义,因为敌人若有精力可守,仍能预定计划,重行集中能力,他能及时挑战,而令世界退步数十年。所以我以为要预备“退守”之可能,不但理论上,就是实际上也非常之要紧,各国共产党都在积极预备进攻资本主义,就应当预计如何保障将来的退守,若是我们能好好的受这一问题的教训,以及我们革命中其余一切教训,自然不但无害而且有益。

  于此可见,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已经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退守”的可能办法,现在可以一论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当时还只有十分不一定的观念而已,等到一九二一年,经过了国内战争的各种重要阶段,而有成功,我们却遇着苏维埃俄国内部政治上最大的危机,这一内部的政治危机暴露大多数农民甚至于工人的不满意。这是苏维埃俄国史上的第一次——农民群众起而反对我们,无一定意识的,却仅是本能的情绪的骚动——我希望他亦是苏俄历史中之末一次。

  何以发现此等不好的现象?原因在于我们经济上的进攻太过,而没有保障充分的基础。群众当时已有感觉,我们却还没有明晰的断定。然而经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就已承认:直接进于纯粹社会主义的生产及分配形式,实出于我们能力之外,假使我们当时不会“退守”,不知以较易着手的职任自限,非败灭不可。

  危机之发现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当年春天我们就议决执行新经济政策,当时意见并无甚出入,现在一九二二年,已有一年半,很可以比较比较,结果如何?此一退守政策是否有利于我们,或者还不能说有一定的结果呢?我以为这一主要问题对于各共产党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答案若是消极的(若是新经济政策是差误的),那就一切都归败灭。我想很可以安心说一年半以来这一难题目已经答复对了。

  我现在且说一说证据,应当略略历叙经济事业的各部分。

  首先就是财政制度——妙不可言的俄国卢布,我想卢布真可以算妙不可言的了,因为单就数量而言,已经超过一千兆(quadmillion)。这真是天文学上的数字。我想大家未必多知道,此种数字有何意义。以经济学上的观点看来,此种数字大有重要的意义。几百万几千万上的“〇”我们可去掉,这是无关重要的。这不过是一种办法,现在已经实行了。将来还要实行得多些呢。最重要的却是卢布价格之稳定(Stabilization)。这一问题,俄国最好的学者正在竭力研究——于经济上大有关系。譬如我们能设法使卢布有较长期的稳定,以至于永久的稳定,那就是我们经济事业的第一步胜利。那时不管他数量上的几百万,几百亿,几百兆,都不成什么问题。(案:苏维埃卢布本名为计算券,为军事时期——欧战后国内战争间所发,纯以为一种救急的财政政策,绝不兑现;现金流出国外,国内市场消减,所以纸币价格低落,一金卢布值一千七百余万——一九二二年底;价格愈低落,发行额不得不增加;于是以一百万为一万,至一九二三年又降为一卢布——以前一百万数字上之六个“〇”,已完全去掉;必须经济发展,国内工业品与农产品对比得以相衡,方得渐渐发行金币,乘纸币价格稳定期间,重颁新币,自能使金融流通入于正轨。)

  我能指出很重要的事实出来。一九二一年间纸币价格稳定时期,没有能过三个月;一九二二年稳定时期已超过五个月。我想这一事实已经很够,固然,若说要科学上的证据,证明我们确实能解决这一问题,单这一事实必不足够。然而完全的证据,无论如何现在暂时决不能有。此处所说,至少可以证实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如今,我们确已日有进步,已经学会了好些。假使我们不做出什么特别的错误,必定更能日见成功。

  最紧要的还有商业,——此种商品流转为我们所必须。两年之中所营商业——虽尚在战争状态之下(海参崴的占领,不过前几礼拜的事[2]),直到今日方能着手经营有系统的经济事业——始终能令卢布价格之稳定自三个月延长到五个月,我想确亦可以满意了。我们真正是努力经营,资本主义国家亦没有肯借债给我们;他们办经济事业真是“好”极了,他们也丝毫没有帮助我们。他们的凡尔塞和约[3]弄得欧洲的金融一塌糊涂,他们自己莫名其妙。这种大国强国的经济尚且如此,那么,我们这样落后,这样没有教育,能得这一些成绩也就可以满意——居然能增高纸币价格的稳定程度了。这不仅只是理论上的辩论,而已经是实际上的成绩。实践的具体事实,足证我们已能令经济生活适应稳定纸币价格的趋向——对于商业,对于自由商品交易,对于农民及大多数的小生产者,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

  现在再一述我们的社会上的目的。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农民。

  一九二一年时,确有大部分农民非常之不满意。随后又是饥馑灾荒,又是农民最大的痛苦。当然“外国”的意见,以为旱灾是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一九一八年时地主资本家,一面开始侵袭俄国,一面就说国内的饥荒是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此种饥馑正是那国内战争的结果,他们却一字不提。饥馑真是非常之大的危险,非常之大的不幸,足以消灭我们一切革命事业,一切组织上的事业。

  至于经过一九二一年的旱灾之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之后,又怎么样呢?答案已经非常之明了,人人都看得见。一年以来农民不但战胜了饥馑,而且还能交纳食粮税——现时已得几千万铺德(俄量名抵中国三十斤),并用不着强迫手段。一九二一年前之农民的反抗运动,已经完全消灭。农民已能满意现时的生活状况。此种证据强于一切统计的簿籍,农民是俄国政治上很大的动力,现在对于我们绝无反对。这话绝非夸大,农民可以不满意于政府行政的某一方面,然而他又能自由提出抗议。这本是有的事,而且也是不可免的,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还办得很不周到,然而绝对的不满意于政府之心理,农民之中却已消灭尽净,一年的成绩有如此,也不算少了。

  现在再说小工业。我们工业可以分为两部分:大工业与小工业,因为两者状况不相同。小工业确在兴盛起来,我暂不能引详细的统计。然总括而论,却有事实足以证明,小工业既在兴盛,所以彼得城[4]及莫斯科工人的生活状况现在已有改善,其他各区工人生活改善较少,因为其地大工业居多,可以不必混同而谈。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之改善,却已绝无疑义。这两城中,一九二一年春工人之中曾有不满意于政府之心理,现时却已完全消灭。我们天天都在留意工人之生活状况及群众的情绪,决不会说错的。

  其次就是大工业。大工业的情形却还很困难,一九二一年时,大工业状况有一变更。我们可以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情形能渐渐好起来,我们已经收集了一部分资财以备进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若要振兴大工业非得借几千万外债不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上看来,已可见落后的国家必须要几千万长期的借款,方能振兴大工业。我们却没有借着款。现时所讨论的租借区,还不过是白纸上的黑字。最近尤其讨论得多,而租借区始终还没有成立。所以振兴大工业确是落后国家中之困难问题,因为我们决不能把富强国家的借款算在账上。虽然如此,我们已经渐见状况之改善。我们的国家商业已经积聚了些资本。固然很少——不过二千万金卢布有余。然国家商业(国立的通商事业等)能与我们以改善大工业之资本,我们还正可积极进行呢。

  诚然不错,一部分须由人民担负;然而我们应当积极节省,缩小国家预算,裁减国家机关,我们对此,能节省多少就要节省多少。我们样样都要节省。学校经费亦可以有相当的节省,因为我们若不振兴大工业,必定要渐失无产阶级国家之独立,我们应当知道俄国的救星,不但在农业振兴,年成丰收,不但在小工业兴盛,专为农民制消费品,而且必需大工业。这是好几年的事业。大工业必须有国家的补助费,假使没有,俄国不用说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能成其为文明的国家,必至于败灭。我们积极进行,积聚虽只有二千余万,就应当用以振兴大工业。

  我想,极简明的报告俄国经济状况,各部分都已略略的述及。可见现时已经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有积极的结果,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已经能经营商业,农业、工业之中也能站得住,而努力进行。有实际的事业,足以证明。我们自然还有不少事应当学习。五年以来,我们执政,而且五年尽在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却已有成功;因为农民赞助我们。农民赞助我们,实在是一件难事。他们知道白党之后有地主,地主是他们所最恨的。所以当初他们非常之热心赞助我们。要农民反对战争,反对白党,反对地主而行阶级斗争,多不很难。然而仅此不足,重要的问题乃在于政权之属于农民抑属于地主。农民现在却已经明白农工的政体。农民知道,我们取得政权以为劳工,且有凭此政权以行社会主义之目的,所以最要紧的是预备社会主义经济之基础。我们不能直接预备社会主义。所以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自成其为一种;不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相同。

  土地属于国家,这是非常之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政敌以为无关紧要,是错误的。土地属于国家在经济上大有关系。一切将来的事业,都根据于这一范围。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与通常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土地既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最紧要的工业亦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小工业一部分出租,而其他仍留国家手中。至于大商业,我们渐图设立合资公司,其中一部分资本属于私人资本家、外国资本家,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因此可以学习商业,第二,我们必保证随时取消此等公司之可能。总之,我们决不冒大险。我们在私人资本家处学习经营商业,考察工业的发展,自己审察所做的错误。

  其次我再说几件比较小的问题。我们确实做了不少蠢事,将来也不免还要做,这是的确无疑的。我看得最清楚。为什么我们做蠢事?这很明了:第一,我们是落后的国家,第二,我们国内,教育是很低的,第三,我们不得外来的帮助,无论哪一文明国家都不但不帮助,还在反对我们,第四,是我们国家机关的过失。我们重新改革的,本来是旧时的国家机关——这就是我们的不幸。

  国家机关常常反对我们。一九一七年时国家机关的职员实行怠工,我们赶快请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了,也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有非常之多的职员,然而没有充分的教育智识,足以运用他们。常常上面的政府机关还能勉强供职,而下面的低级机关自由行动,实际上足以破坏我们的办法。在上面呢,以我所知道,不过有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自己的人;在下面呢,几十万俄皇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官吏,他们有的是故意,有的是无意之中,都在破坏我们的事业。在如此之短的时期中,实在也没有办法。必得有几年功夫,逐步改良,造成新力量、新人材。我们办这件事办得很快,也许太快了。现在有许多苏维埃学校、劳工预科,有几十万青年学习,学习得也许太快了。然而这件事业已经开始,将来必定有成绩。假使我们能不十分慌忙,过几年之后,自有许多青年人材,足以大大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

  我说,我们做了不少蠢事。我也要说一说我们的仇敌。假使他们说:“你瞧,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塞维克做了不少蠢事。”我可要回答他们:“不错,你们可要知道,我们的蠢事,始终比你们的要两样些。”

  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然而很有系统,必定总有成绩。假使我们的仇敌——资本家及第二国际,要指摘我们所做的蠢事,我可以引一俄国著名的文学家的话来比较比较。我稍微变一变他的文调,就可以说:“假使布尔塞维克做蠢事,他是说的:‘二加二等于五’。假使他的仇敌——资本家及第二国际做蠢事,却是说的:‘二加二等于洋蜡烛’呢。”譬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哥尔察克[5]所订条约,岂非是大笑话。(按,上引譬喻,本文是杜介涅夫(Turgeneff)[6]之语。)

  天下还有比他们再文明的再强盛的国家没有?这种富强的国家又怎么样?他们答应帮助哥尔察克,也不曾算计算计,考察考察。真是奇事,不可思议的。

  其次,再有一个实例——凡尔塞条约,此等“光荣的”国家所成就的是什么事!他们怎能自己出此无意识的混乱状态?我想,拿我们的蠢事比一比资本世界及第二国际所做的这些蠢事,真算不得什么事,所以世界革命的前途也确可乐观。若再加以一种新条件,革命前途的形势,尤其要好。我再略略说一说,此种条件,就是共产党之组织。

  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曾有一议决案,论共产党之组织方法及其运动进行之方法,这一议决案非常之好,然而纯粹根据于俄国经验。这是他的好处,也就是他的坏处。为什么坏呢?我新近重新看了一遍,觉得别国同志不能读,因为他俄国气味太重了,平常这种议案,别国同志向来不读。其次,这一议决案也太长,有五十多节,所谓俄国气味太重,并不是因为底稿是俄文的——各国文译本都还好;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精神太充满了全篇,别国同志不容易懂。即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我此次屡屡和各国代表谈论。更觉得这一议决案是大错误。我可以在这议决案五十多节之下,都签名赞成;然而我觉得我们对于别国同志,没有知道怎样利用俄国经验去请教他们,因此议决案,遂成白纸上的黑字。我们应当更切实际,否则寸步难行。

  我想,经过了俄国五年革命的经验,俄国同志及别国的同志,都应当努力学习,我们呢,刚才得着学习之可能,我也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然而苟有可能必当利用。俄国现在无论何人,俄共产党全体都积极向学。别国的同志也应当努力学习,当然不是说学着读书、写字,读着书还要会懂他——其实我们连这个也是要的。有人还争辩,这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还许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呢?我却不知道。总之我们很要学习读书、写字,读着书还要懂他。别国同志却更要有大些的事业做:他们第一要明白,我们写了共产党组织法议决案,别国同志没念没懂就署名。这是不行的。必须要能履行才好。自然也决非一旦一夕之功。那一议决案,俄国气味太重;纯粹反映俄国革命史中之经验,所以别国的同志不能明白,他们决不能当他神像一般挂起来祈祷,就可以满意的。他们应当要迎受一部分俄国的经验。怎样就能得此种结果,我却不知道。也许,像意大利的“法塞派”[7]对于我们却有些功劳。意大利有“法塞派”,正可以解释意大利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他们国内还免不了绝端专制派的反动危险。这也许是有益的。我们俄国同志也应当稍稍尽力解释此种议决案的原理所在。不然,别国同志不能懂得。我想,现时不但俄国同志,就是别国同志对于这一层意思,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所谓学习包括一切而言的。你们的学习,则更有特别的意思,总要力求达到革命运动,及其组织、结构之种种方法。若是这事能有成功,我深信世界革命之前途,不但是好,而且非常之好呢。

  注释

  [1]指《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30—559页。

  [2]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自1918年8月初起,3个月内向西伯利亚出兵7.3万人,完全控制了沿海州、阿穆尔州和外贝加尔州3个州。直到1922年10月25日,日军才完全撤出西伯利亚。

  [3]凡尔塞,今译凡尔赛。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19 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的《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4]彼得城,即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

  [5]哥尔察克,今译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д Колчак,1874—1920),沙俄海军上将,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叛军首领之一。

  [6]杜介涅夫,今译屠格涅夫。上引用的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的一个人物毕加索夫的话。

  [7]法塞派,今译法西斯派。

  (1)本篇为列宁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译文原载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58—67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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