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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社会化(11)


  如此,都要完全革命,而现在时代还在尽做的那些不必要的工作,也都告结束了。有制备食物的中央机关,家庭里的厨房可以不要了,更因为有中央发热机、中央发光机,一切暖炉、灯盏,以及别种发光器都可以不要了。有冷热水管,各人自己可以自由洗澡、洗脸,用不着别人帮助。有中央洗衣处、中央晾衣场,可以洗衣晾衣;收拾棉夹衣服地毡等,都可以由中央机关去办。捷克就有一种洗地毡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成绩真可惊异,可以超过妇女赛会。有自司启闭的电门。用电力送信送报于各层楼上;有电力升降机,可以不必用梯子。屋内的陈设,地板、墙、家具,都要制造得很容易擦净,不藏灰尘及微生虫。各种废物、污水,要有一种特别方法搬出住宅。在美国,在欧洲有些城里,譬如在丘黎克(Zürich)就有这种舒服房屋,里面住的都是大财主——别种人就嫌太贵——全家都很便当的。

  我们又有一个证据了,资产阶级社会有方法起家庭生活的革命,然而只是为少数人的。然而一旦家庭生活,照着上述的方法,根本改革,可以取消仆役,所谓仆役,实是“放肆的绅士先生的奴隶”。而所谓贵夫人也可以取消了。“无仆役就没有文化”,这是脱莱茨基(Treitschke)昏乱的滑稽论调。他竟不能想象无仆役的社会,也和亚里士多德不能想象“无奴隶”一样。真可怪,脱莱茨基竟看着仆役是“我们文化的维持者”。脱莱茨基,也和黎克德一样,看着刷衣刷鞋非常之困难,他们以为这不是人人能做的事情。其实,就在现在时代,也有十分之九,是自己做这些事的,或者老婆替丈夫刷,或者儿女替家里人刷;可以说,现在有十分之九能做,其余的十分之一也就可以做得来的。然而还有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在将来社会里,这些事情不能使男女青年去做呢?劳动不是什么羞耻事,即使你以刷靴为职业,也不打紧,这种事已经不止一个人知道,我们许多避债赴美的高贵军官,在美国当守门卒或者刷靴役的很多。黎克德散布的小册子,竟有叫做“国务总理之社会主义的帝国”的,竭力贬抑刷靴的事情,说是,因为刷靴之故,“社会主义的将来国家”都要败灭了。

  “国务总理之社会主义的帝国”,反对自己刷靴,这实在是他的败亡呢。

  反对社会主义者,震慑于“将来国家”的理想,而暴露出这种惮于批评社会主义的证据。黎克德还不止这一件事烦闷呢,有一个在纽令堡的他们一党人,在他发过那本小册子之后不久,偏偏发明了一种刷靴机器,捷克全世界展览会上,又陈列着一部电力刷靴机器,那部机器很合实用。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的黎克德及脱莱茨基所不承认那种理想,居然成为事实,况且,还竟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明了。

  革命的改造,根本变更一切生活状况,特别要变更那妇女的地位,现在已经有动机了,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苟能促进或越过社会改革的历程,就能使社会取得那一种改造,改造之后,必定能使人人——无所不包——都有能力去参预享受那无量数各方面的利益。

  注释

  (1)译文原载1920年12月至1921年3月《改造》第3卷第4至7期。

  (2)白鲁梅(Brumaire),法国帝政后,拿破仑从埃及返国,恢复政权的那一天叫做白鲁梅(意即dix-hult18),即共和八年十一月九日。

  (3)穆勒[12](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说:“由经验可以看出,竞争力引起极大的努力,就因为要人家夸奖赞叹的缘故,这是到处都有益的,只要是在大家公开、竭力想互相超胜的地方竞争,即使那种竞争的东西是空泛的无益于公众的。竞争有社会的意义更好,可以显出那种竞争不是社会党所反对的。”——穆勒《经济学》。每一连合,每一同目的者的集会,真能有高尚趋向的多量规范,他的成功不在物质上,而只在精神上。加入竞争,自然就引起尊荣心的趋向,为公共事业的利益而改善。这一种尊荣心却是好的,他能为公共幸福,而且在此处他个人也能得着满意。然而假使有一种尊荣心,能为全体之害,或者因有这种尊荣心而想掠夺别人的劳动,来自己享福,因而见之于事实(那是没有社会的意义的),这一种尊荣心(虚荣心)就是有害的,因当反对它。

  (4)都兰(Von Tunen)所著《绝国》(“Der isolirte Staat”,Rostok)中说:“相反的利益有一个原因,因为利害的冲突不能免去,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就永久不能妥协。不但是指导工作的安宁,而且靠着工厂生产的发明,建筑马路铁路,建立新的商业关系,并国民的收入也一天高似一天。然而在我们现代社会的秩序之下,这全不关及于工人;他的境遇无所变更,而全收入的增加却完全归于资本家的企业家及地主。”这些情形,简直是格来史顿[13](Gladstone,1809—1898)一八六四年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言论的正面的意思,他说:“(英国近二十年来)收入及权力之暴涨的增进,简直绝对的为统治阶级所限制住了。”都兰又在他那部书里,二百零七页上,说道:“罪恶全是由于强使工人与他自己的生产品分离,而生出来的。”(因为工人没有能得劳动的全收,不能感受兴趣及利益,所以有罪恶发生。)

  墨雷(Morley)所著《立法之原理》(Prinzipien der Gesetzgebung)中说:“私有制使我们分为两个阶级:富人的及穷人的阶级。第一个,爱自己的财产,可是他们又不愿意去保卫国家;第二个却不一定爱国,因为祖国只使他们困穷。然而共产制下,人人都爱国,因为因共产而人人能得生命及幸福。”

  (5)穆勒于《经济学》中评量共产主义利害,说:“为使意见一致(社会利益那时就是个人利益),更没有比共产主义的组合再好的了。一切精神上的尊荣心,以及物质上精神上的行动,现在都疲惫于个人自己的利益上,将来又要另换一种现象,大家趋于社会的公共幸福。”

  (6)黎克多(Eugenie Richter)对于这件事怎么说呢?他著的《误解》中,讥笑我们减少工作时间的意义,讥笑我们所说,工作进程之高深、技术的组织以及责任之公共劳动,能有效果。他竭力贬损大工业的生产方法,反说小工业的意义可以确定扩充,而生产的必要扩大几乎是不能达到的。社会主义之建设是不可能的,这些现存制的保护者必得压迫他们,使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组织中的优越地位失去以前的信用。

  (7)《评论季报》(Quarter by Reviewer)云:“资本免去一切争论;他有胆小的性质。这是对的,而不完全对。资本因无增殖而起恐慌,或者因所增殖者极少,只是空性。有适合的增殖,资本仍是胆大的。有10%可靠的增殖,资本已是极易周转;有20%——资本即易活动;50%——极其胆大;100%——足以蹂躏一切人类的法律;300%——即使投机致于绞刑场上也不犯罪。争论如能增加增殖,资本还是要维持他们的。”

  (8)Die Energie der Arbeit und die Anwendung des elektrischen Stroms,Von Fr.Kohlrausch,Leipzig,1900.

  (9)“英国及多数国度里,事实上,大多数的工人很少能自由挑选自己的职业及住所,大概要听从规定的章程规律及别人的‘意志’,有这大束缚,实际上简直就是奴隶”。——穆勒《经济学》(John Stuart Mill,Politic Economy)。

  (10)一法国工人从圣法兰希哥(San-Francisco)写信回家,说:“我再也想不到,我居然能在加利福尼[18](Californiea)做那些技艺。我自己深信,除印刷业以外,我什么都不相宜。……可是在这样奇异无定的社会里,换职业比换汗衫还换得快;我每走到一处就和在别处一样的做起来。因为在矿山里工作,获利太少,不够用,我就走到城里,在城里渐渐的竟做了印刷工人、瓦匠、抹锡匠等等。经过这一次经验,到各种工作上都去试一试,我自己竟似乎觉着,我一小部分是蜗牛,一大部分是人呢。”[19]——马克思《资本论》(Karl Marx,Kapital TomeⅠ.)

  (11)文西[21](Leonard de Vinci)可以做我们的例证明人能得良好条件的发展。他是画家,又是著名的雕刻师、建筑学家、工程师,超等的筑城学家、音乐家、诗人。周利尼(Benwenuto Tchelliny)是著名的宝石工人,又是超等塑像师、雕刻师,有名筑城学家,良好的军士、音乐家,林肯(Abraham Lincoln)是樵夫、农夫,商店学徒、管账的,律师,末了做美国总统。可以不必张大其辞,人类的大多数都是一次被迫而去做一种与他性情不适合的职业,因为他所走的那条路不自他的自由意志,而为外部环境的强制力所迫,不容易更换。也许不好的教授正是一个很好的靴匠,而同时一个靴匠却刚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授。

  (12)货币制度及交易方法均须根本改造。

  (13)应当立一永久条件:就是一切生产都以最高的技术程度组织,并且全体工作,那么,有些时候还显得三小时工作时间很长。沤文[22](Owen)是大工厂家,可以算得熟悉情形的人,他在十九世纪初期,已经拟定二小时工作时间就够了。

  (14)任何东西都不必要很多的社会工作,起先所建立本来是迂回的道路;每天的经验就很可以看得出来平均要多少。社会里很容易计算出来蒸汽机,一百利脱(litres)小麦最后的收获,一百平方密达特定质料的呢布,必须多少工作时间。社会里,生产中的工作数量,工作对于他的数量绝对的可以知道于有关系的、动摇的、不足的,按以前的必要,不能免的限度,以及在第三生产品方面所取得的自然的、恰当的、绝对的限度之外,就是时间……社会所拟定的生产计划,必关系于生产资本,第一须系属于此的就是工作力。各种东西的有重要利益,有关系于制造他们所必须的时间的重要数量,以确定最终计划。人类于此可以很简单的过去,不容有注明“价格”的干涉扰乱。(Fr.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J.H.W.Dietz,Stuttgart.)

  (15)金钱却不能兑换,因为他已经随着工作生产的货物性质同时消灭废除了;在新社会里,金钱只是赘疣罢了。黎克多氏(Eugenie Richter)听见说,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废除金钱,非常惊骇,特意在他所著的《误解》另立一章论列此事。他不能领会得既有纸制、金制或铁制的工作时间证券,功用相同,没有差异之点。他说:“自现代社会的魔王(喻钱),仍带着金币制,亦可以变成社会民主的(socialdemocratique)国家,因为金子有他自身独立的价格,容易保存,所以,金块所有权,即以便于价格的积聚,便于劳动责任的专卖,更便于借款利息的计算。”即不论黎克多氏如何固执着,观察不明了,不知道这儿所说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民主的国家;他只能以为读者都是大傻子不懂得,而与读者以类似的铁片,来代替我们的金子。黎克多氏毕竟离不了资本主义的见解,自然,他不能懂得:“没有资本,没有货物的地方,当然不能有所谓金钱;没有资本,没有金钱的地方,更无所谓利息。”黎克多资本主义的见解至于如此之深,竟不能想象到没有资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样子。我们须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假使有人能保存他自己的工作金证券,或竟用工作证券供给别人而收受他的利钱,那时,其余的人大家都要占有他所供献出来的东西及他所赖以生活的东西了。

  (工作证券与金钱的功用相同,一样是兑取需要品的代表物,做货物交换的代表;然而工作证券的数量当与他的工作时间相当,而金钱的数量就不一定与工作时间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假使有人要藏起工作证券来不用,他必得多做工;假使有人以工作证券付利息,他也必得多做工作。)

  (16)黑尔甫屈[23](Helvétius,1715—1771)《论人类与教育》说:“所有真实的人,于同一理性上本来是相近的,而教育、法律及环境使他们相异。真实的个人利益与公共的或社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黑尔甫屈所说于大多数人是对的,人类中只是以各种职业的不同而遂相异罢了。

  (17)穆勒《经济学》:“假使要在共产主义与他的侥幸幸福之间及现代社会情状与他的痛苦、非正义之间,施以选择;假使私有财产制有必然的结果,分配劳动的生产品,像我们现在的样子,简直是工作的反面关系——使最大部分竟不作工,更甚至于所谓工作都是名义上的等等,而且报酬按着劳动的程度递减,劳动愈困难愈无兴味,报酬反而愈少,以致最易使人疲乏脆弱的劳动,竟不能以作工而得满足生活上最必需的需要;假使我们说起,于此二者之间择取其一:是以上所说的,或者是共产主义;那么,一切反对共产主义的论调,真没有毫黍轻重的不同于其间。”穆勒更竭力改正、辩解,资产阶级化的世界。他徒劳而无功。他和那些深思远虑的人一样,明知事物的情理,已经成了社会主义者了,可是他又不敢在生前承认,只想死后公布他的自传,使人知道他已经含有社会主义的信仰。达尔文与他也是一样,达尔文在生前不肯自己表白是一个无神论者。这样类似的趣剧,资产阶级的社会迫胁着几千人呢。资产阶级假装些忠信,宗教信仰权力,因为对于这些所谓“道德”都能承认的人,他们就能服从统治阶级,而后统治阶级的地位始得安稳;而实在呢,统治阶级心上,正看着他们好笑呢。(劳工阶级被那虚伪的道德宗教,哄着给统治阶级做牛马,真可怜呵!)

  (18)学问能助长进步也能助长愚昧,两者相同。——波克罗(Bokloy)《英国文明史》。

  (19)当土地公有制还有统治力的时候,而土地的掠夺已经大盛,那时神甫、教皇、主教也不能自持,常常传道演说共产制的教义。十九世纪的《谬论表》(Syllabus)、《法皇回章》(Encycligue),还是除这论调以外,不知道别的;而后来罗马教皇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治下,于是反出来反对社会党,好像是他的最热烈的反对党似的。主教克禄门第一(Clement Ⅰ,死于一〇二年)说:“一切东西的享有,在这世界内,应当是公有的。假使这样说:这是我的所有权,这是属于我的,那是属于他的,是不对的。人类间的不和就是因此而起的。”主教昂勃滑思(Ambroise de Milan,生于三七四年)说:“宇宙以一切幸福与一切人;上帝造一切东西是供大家公共快乐的,所以土地也是公有的。所以,宇宙创造公有之权,私有权只是不正义的僭窃者所创造的。”圣约翰(S.Jean,死于四〇七年)发表他的说教书,攻击君士但丁人的不道德作乱,他说:“无论谁,不能说某件东西是他所有的;我们大家受上帝赐大家享用。我的,你的——就是胡说!”圣奥古士丁(S.Augustin,死于四三〇年)也曾发表意见:“因为个人私有权存在,所以就有审判、仇雠、争论、战争、叛逆、罪恶、不正义、杀戮等事存在。”“哪里发生这些罪恶出来呢?唯一的来源是私有制。兄弟们呵,我们留心预防着,占有一件东西,说这是所有权,或者甚至于执取爱恋他。”教皇格刘槐(Grégoire le Grande,四世纪)说:“你们应当知道什么是土地,土地里是你们所从出的,你们身体是用他做成的,显然是大家公共的,所以土地中所出果实也是应当属于大家,无所分别。”有名的主教伯须欧(Bossuet,死于一七〇四年)所著的《圣经之政治》中说:“没有政府,土地及土地所贡献的一切幸福,属于人类全体,像光和空气一样,依宇宙间的第一原理,就没有一个人能对于某件东西有特权。一切东西都属于一切人;从资产阶级的政府里,才有所谓私有制(所有权)出来。”要使这句话的意义更真确些:因为公有制成了私有制,于是我们就有那资产阶级的政府来保护他。现代人沙海利欧(Saherlé)著书名《论国家四十书》,有说:“一切苦痛,各文明民族所受的,能引他们分裂,成为土地私有制,好像他们的理由似的。”凡是有名人物,都能懂得这个意义,不过或多或少罢了;现存的私有制,的确像圣奥古士丁所说,足以使世界上生许多事,仇雠、争论、战争、叛逆、不正义、杀戮那些恶事——所有制消灭,那些恶亦消灭。

  (20)据“捷克全世界展览会”的公式报告说:“依园艺上的水流浇灌法,为这个目的设立水利公司,使我们能在沙漠中创造天堂。”

  (21)P.Mack,Altof Ragnit Rittmeister D.und Rittergutsbesizer,Könnigsberg 1900.

  (22)卢郎Dr.G.Ruhland,Die Grundprinzipien aktueller Agrarpolitik,Tübingen,1893.

  (23)Von Kommerzion ath Heinrich Albert,Bieberich unter Mitwirkung Von Landwirtschaftslchres Homuth Friedeneau,Berlin,1907.

  (24)郎逊(Nansen)曾经带着相当数量的亚留洛纳面,旅行北极。

  (25)“保存及增高土地种植力有一种药剂,假使能使用他,凡是农村经济中所办的一切事业,都能得着他的益处,这种药剂就是这样做成的:农人运一袋谷或一百磅萝卜、马铃薯之类进城,差不多合中国一石,却运回谷实中所含的若干肥土成分。返之田中;对于一根药草,一块马铃薯皮都不应当轻忽的;他应当想着,马铃薯皮对于他的马铃薯是有用的,药草对于他的稻穗也是有用的。这些运回的东西,人家给他,是很不重要的,然而他运回来的积货,却比准备金及一切不生大利息的资本都好;他的田地,能如此者十年,就可以有两倍的收获;他虽没有更多谷、肉、脂腊,然而他却不必像从前一样辛苦工作了。他不必整天忙着,去找什么别的新方法,来保存增高他土地的种植力了。……兽骨、兽皮、血、灰及各种排泄物,都要积聚着,预备送到田里去。……政府及警察厅应当注意,用合宜的方法建筑沟渠,以防止这些东西的抛弃。”——黎皮黑:《化学报告书》,一八六五年。

  (26)“在中国,每天早晨,挑一担出产品进城,晚上就一根竹扁担,挑两桶肥料回去。人人都知道,这肥料很高贵,有价值,而人人却也每天每月每年的制造他;假使客人在别人家里,没有给主人以这种利益,中国人就以为大不敬的。他们以为这是款待客人的相当报酬。……植物动物所排泄的各种物质,中国人都积聚起来做肥料。……要使人知道,动物身上的排泄物(废物)之宝贵,应当说明,中国理发匠都积聚剃下的头发出卖;中国人也知道做石膏,往往为着要旧石灰做肥料,才制新炉灶呢。”——黎皮黑:《化学报告书》。

  (27)“Die deutsche Landwirtschaft an derJahrhundertwende.Fostrede,gehalten an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Akademie am 12.Januar 1900 von Dp.Max Delbauck.”

  (28)“Das Leben,seine Grundlagen und die Mittel zu seiner Entbehrung”Philadelphia und pzig,1890.

  (29)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四号调查报告,德国有三十八城,居民在十万以上。一八七一年时,不过八城。柏林在一八七一年居民约有八十二万六千,一九〇〇年就有一百八十六万八千人,增加两倍有余。许多大都市的一部分,自然而然会合并附近郊外的工业地,这种工业地居民的数目,就与全城人数不相上下;因此,大多数大都市的居民,很容易增加。从一八八五年到一九〇〇年,莱泼茨城(Leipzig)的人口从170,000—455,000,苛伦(Köln)161,000—372,000,马岱倍尔(Miagdeberg)114,000—229,000,孟恩(Munhen)270,000—500,000,白莱思陆(Braslan)299,000—423,000,屈来史登(Dresden)246,000—340,000,法兰福尔(Francfort-sur-lemein)154,000—288,000,汉那威(Hannower)140,000—235,000,都塞独尔夫(Dusseldorf)115,000—218,000,纽令倍尔(Nürnberg)115,000—216,000,盖尼茨(Chemnitz)111,000—206,000。

  (30)华琴(Wagner)所著《经济学》中说:“小农村的私人事业,是一定不易的经济上的基础,为最重要的居民,为不依赖的独立的农业,为有特别性质的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及职务。”著者若不要取悦于自己的保守党朋友,为什么不表示不满意于小农民的现状,他应当承认小农民是最贫困的人。小农民的现在状况,几几乎永不能达到高等的文明程度:自早至晚做极困苦的工作,他的生活,比狗还坏。他不能享用肉、鸡子、油、乳,这些东西都是他制造的,他制造这些东西却是为的别人;在现在情况之下,他决不能得着高等生活,而竟成了耕种田地的机械。谁爱退后,谁预备保守,不想进取,他才能满意于保存这一种社会阶级呢!然而人类的进步,要促成这种阶级的消灭。

  (31)一八五〇年,俾士麦克在爱尔福(Erfurt)联合议会里攻击大都市,说是革命的炉灶,应当毁平他,他说的,诚然不错,资产阶级的社会,正在现代的无产阶级里,制造出许多烧毁他们自己坟墓的人来呢。

  (32)F.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Dritte durchgeschene und vermebrte Anflage.I 301 u 302,1894.

  (33)Karl Marx,Zur-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 Philosophie,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 u 2 Lieferung,Paris,1894.

  (34)古代人都是如此想,譬如亚里士多德说:“帝郎(Tiran)(古代希腊独裁君主之称号)应当做一个模范,表示他对于宗教非常热心,不要使臣民觉着帝郎的行为,稍微有一点违背圣道,使他们看来,君主总是畏上帝的,敬上帝的;从别方面说来,就是使臣民不轻易企图反对君主,因为知道君主方面有神道保佑。”——亚里士多德:《政治书》

  “君主应当占有人类最好的天性,或者更应当表示,他是这样占有的;他特别应当表示透彻的崇拜性、宗教性,假使有些人领会真实的意旨,他们就都默认了;要使国家的伟业足以保护君主。不然呢,君主在这种势力的保护之下,一旦有人要享他的权利,就容易发生反对党。假使君主真能于各种机会里,表示他的敬畏上帝,即使他实际上反对宗教反对信仰,他治下的群众,也以为他是人类中相当的尊贵者。总之,君主特别应当庇护宗教文化及教堂制度。”——马嘉维尔(Machiavel)最著名的著作:《君主论》第十八章

  (35)凡是资产阶级,他觉着解释某种扰乱现象太困难,他一定归咎于“道德”,这是可以打赌的。一八九四年秋天,新福音教士会议中,一位“自由党”议员发言,说纳租税的,方才能享有“教会联合会”中的选举权,这是根据道德上说的。

  (36)“文化及幸福的某种程度——就是哲学思想所必要的外部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哲学的开始,只在那些文化及幸福发达到很好的程度的民族里。”——德纳孟(Ténémann)Bokle副集卷一,十页。“物质上智识上的利益,互相依托,单独不能成立的。两者之间的结合,就像身体与灵魂之间的一样;分开了就要死的。”——都郎(von Tunen)《绝国》(Der isolierte Staat)。“良好的生活,对于个人,对于国家全体都是一样的,良好的德行,必定要包围在外界的幸福里,然后,真正的幸福,完全优美,完全良好的幸福,才是可能的。”——亚里士多德《政治书》。

  (37)黎克德君(Engenie Richter)所著《错误》一书中,常常说那句平凡的句调:“社会党愿意有强制的国家。”——关于“国家”,简直不用再说了,大约,读者都清楚了。然而黎克德以为社会能自己创造“国家”,或国家的组织,以便反对私有利益。可是,决不能自由创造国家,或新的国家组织,根本反对旧时的。这是违反一切国家社会组织进化的定律的。黎克德君及他的知己,只能自己相信,自己安慰,以为:若是社会主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无意味,就可以不用他们的协力,立刻推翻了。

  黎克德的意见竟如此之腐败:“社会党所要求的社会状况,就是人人都成为天使。”所谓“天使”,是没有的,人类也不必要成为天使。从一方面说,个人受社会势力的支配,从别方面说,社会状况受个人能力的支配,而最后极紧要的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明白社会的真义;这社会是人类自己组织成的,各个人的意思,都要能很适宜的适用于自己社会的组织。这才是社会主义。别人,我们都用不着,我们只用得着那些比现在时代大多数人更聪明更精锐的人,我们要使他们更加聪明更加精锐,所以我们竭力进行,散布这类宣传的书报。

  (38)无限的无数的反社会党,都断定,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人人所得食物、衣服都是一式一样,以为如此才合于所谓形式单纯的平等,这真可怪极了。

  (39)这是傅立叶发明的功劳,虽然他的学说,近于乌托邦主义(Utopisme)。——Charles Fourier,Sein Leben Uncl Seine Theorien,Stuttgart,1888.

  (40)康独塞(Condorcet)的教育计划:教育应当是无报酬的,平等的,普及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职业的,政治的;应当以真正事实上的平等为目的。

  卢梭的经济学:“教育应当是社会的,平等的,公共的,才能教成所谓‘人’,所谓‘国民’。”

  亚里士多德说:因为国家只有一个目的,所以对于各阶级的教育应当是同等的,而教育的经营,也应当是国家的事业,而不是私人的。

  (41)Amerikanishes Bildungswesen,von Professor Dr.Emil Hausknecht,wissenschaftliche Beilage zum Jahrsbericht der Zweiten Städtischen Realshule zu Berlin,1894.

  (42)“一个人,终生辛勤勉做事,直到衰老时候,就不应当受儿女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慈悲恩惠。老年人不必费心努力——这是他年壮力强的时候,无间断的努力工作,所当得的报酬。”——都郎的《绝国》。然而现在时代的社会里又怎样呢?几百万人等着衰老时期到来,就快受人厌弃了。我们的工业制度又足以使人不及时而衰老。在德国,衰老及穷而无告的人,他们的恐怖有多利害呵!他们所得极微薄的辅助,大家还竟承认是他们最苦的保护呢:他们的辅助,还大不及多数退职官吏的养老金。可怜的人呵!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情,是人类做的么?这真是人类文明的大污点!

  (43)食物方法与个人的营养有连带关系,这是最要的一点。

  [1]伯伯尔,今译倍倍尔。

  [2]欠鲁塞,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Ц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作家。

  [3]陀孛洛留伯夫,今译杜勃罗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艺批评家。

  [4]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作家。

  [5]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Ⅱ,1818—1881),俄国沙皇。在位期间,迫于革命形势,于1861年签署废除农奴制法令;下文所说“1857年……农奴解放之诏下”,时间上有错误。

  [6]路易十四(Louis ⅪⅤ),法国国王。

  [7]法国大革命,指1789—1794年法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攻克巴士底狱,革命爆发。初由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后称斐扬派)掌权。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国王,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9月召开国民公会,成立法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法兰西共和国。但夺得政权的吉伦特派,未彻底废除封建所有制,未能坚决抵抗外国武装干涉。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统治,建立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专政,直至1794年7月发生热月政变,罗伯斯比尔被捕处死,雅各宾派被推翻,法国大革命结束。

  [8]北美释奴大战,即南北战争,美国联邦政府反对南部种植园奴隶主武装叛乱、维护联邦统一的内战。1861年2月,盛行农奴制的美国南方各州发动武装叛乱,相继宣布脱离联邦,并成立南方联盟。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林肯为挽救战争初期的失利,于1862年先后颁布《宅地法》和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南方叛乱各州的黑奴为自由人,可以参加美国军队,大大提高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参战积极性。1865年4月战争结束,林肯的联邦军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9]罗伯都,今译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者。主要著作有《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等。

  [10]德谟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音译,即“民主”。

  [11]托拉斯,英语trus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指由许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组成的大垄断企业。卡德尔,法语Cartel的音译,今译卡特尔。最普通的垄断组织形式。

  [12]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13]格来史顿,今译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1868—1894年间,三度任英国首相。

  [14]马塞诸赛,今译马萨诸塞,美国的一个州。

  [15]柏多禄,今译贝特洛(Pierre Eugène Marcellin Berthelot,1827—1907),法国化学家,法兰西学院理学博士。著有《合成有机化学》、《炼金术的起源》、《中世纪化学》等。

  [16]密达,即长度单位“米”。

  [17]基罗密达,即千米,公里。

  [18]加利福尼,今译加利福尼亚。

  [19]今译文参见《资本论》。

  [20]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著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21]文西,今译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萨》。重要著作有《绘画论》。

  [22]沤文,今译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

  [23]黑尔甫屈,今译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著有《精神论》、《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等。

  [24]圣奥古士丁,今译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604或605),中世纪前期基督教坎特伯雷第一任总主教。

  [25]拿破仑一世(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和百日王朝(1815)皇帝。曾不断进行对外战争,多次粉碎反法同盟,打击了欧洲封建反动势力;但后来的对外战争逐渐变为侵略战争。1812年对俄战争的失败,加速了帝国的崩溃。

  [26]1870—1871年的战争,即普法战争。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8月2日开战后法军接连败北,普军越过边界进入阿尔萨斯。9月4日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于色当投降。

  [27]昂勃达,今译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1871年的战争,即普法战争。1870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接连败北,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在革命后成立的国防政府中甘必大任内政部长,力主抗战,当普军包围巴黎,甘必大乘坐汽球逃出巴黎,到内地组织抵抗。1881—1882年,甘必大任法国总理。

  [28]亚里斯多德,今译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3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主要著作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29]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书。

  [30]西齐兹孟,今译西吉斯孟(Sigismund,约1368—1437),匈牙利国王(1387—1437),捷克国王(1419—1421,1436—1437),神圣罗马帝国卢森堡王朝末代皇帝(1411—1437)。曾参与杀害捷克爱国者胡斯。

  [31]徐史,今译胡斯(Jan Hus,约1369—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德意志封建主与天主教会对捷克的压迫和剥削,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著有《布道录》(捷克文)、《人民议会》(拉丁文)等。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召胡斯与会,斥之为异端,于1415年7月6日处以火刑。

  [32]查理五世(Charle Ⅴ,le Sage,1338—1380),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

  [33]路德,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难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1517年发表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多次发表论说,否定教皇权威。提倡在宗教仪式中用民族语言代替拉丁语,并将《圣经》译成德文。遗著有《席间漫谈》、《书信集》、《讲道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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