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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社会化(4)


  每件东西必须若干“社会的工作时间”,很容易计算的(14)。于是可以确定一部分工作时间对于全部工作时间的关系。用某种证券,纸制的印刷品,或金质或铁片,证明做过的工作时间,有证券者得以这些凭证换取他所要的消费品(15)。假使他知道自己的劳动不足应付他的需要,他可以再稍稍工作些时候,使双方相当。假使他自己不用,要拿来送人,谁也不阻挡他;假使他要好心自愿为别人而工作,使那人得以很安闲的一事不做(dolce farniente),或者,他和那人相好,让与他以社会生产品的权利,谁也不干涉他。然而谁也不能压迫他,使他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谁也不能要求他,以他工作成就的一部分让给那人。人人都能满足一切完满的志愿及要求,而不是掠夺于别人的。他所得着的就是社会所做的,他避免第三方面的一切利用。

  “然而勤惰智愚之间又怎么分别呢?”这是我们反对者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而相当的答案也足以使他们头痛。譬如,我们官吏统辖阶级里,也没有什么勤惰智愚的分别,而且受高官厚禄,秩次升任的,像是不必要有特别学问;关于这事那些狡猾聪明的贤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没有一个人想到。教员、教授——研究真实问题的教授——所因自己地位而得的俸禄,却不是依着他的才能的。我们官吏、军官、教职的升陟常常不是恰合分际的,而只是碰运气、门第、交情、献媚妇女而得的。这事人人都知道。而且,财富也不能与勤劳及知识相符,这是最奇异的现象,由普鲁士三级选举制,柏林第一级选举人,是房主、面包师、屠户,他们是不能辨别间接地位于直接地位的,第二第三级选举人都是柏林的知识阶级、科学家、帝国高等官吏。勤惰智愚间的分别,即当不存在,因为我们对于“怠惰者”三字的意义就要消灭了;譬如,社会上没有工做的人,被迫而游荡竟成为浪人,那样的人社会上称之为怠惰者,或者,放逸的人,受着恶教育的,社会上称之为怠惰者。然而有些人坐在钱柜上虚度光阴,什么事都不做,设使有人称他为怠惰者,那人可就开罪于他这位尊贵的绅士了。

  新社会这件事又怎样呢?大家在同一生活状况之下发展,各人依着个人的志愿性情做去,所以劳动者的结果其相异之点不甚显著(16)。社会的空气,使人觉着特异于别人,当然助长那种相异之点。假使有人觉着他于某一范围内不能做别人所做的,他可以另选一个范围,于他自己有相当的能力适性去做的。一人同多数人在一种企业上工作,他知道人对于不适宜不便利的某种行为不能去做,他可以另找别的地方去,以最好的方法,履行自己的责任。没有有规律的人,他于某一范围或别一范围内,找着正当的地位,而还不能满足他最高的要求的。一个人有什么权利定要胜过于别人呢?假使某人的天性如此之奇突,他于所有的愿望,都不能做到像别人所做的,那么,社会也不责罚他天性上的差误。反之,假使某人因他天性上的适宜,使他高出于别人,那么,社会也没有因为他个人的功绩而特别赏他的责任。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更应当注意,要全体享受同等的生活状况及教育;人人有充分的自由,发展自己的知识及适性,依自己相当的才能及志愿;并且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知识及适性不但是格外增高,而同时又要使他们更平等等量,不至于使他们更为多方面的“不相等的”。

  当年贵推(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一七四九至一八九八)旅行到莱茵河上参观柯棱赛会(Cologne),他于建筑事业上发见,老建筑师付与工人的工资,按着时间的长短,平均的同等给付;建筑师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工人乐意做工做得好些。这在资产阶级化的社会里是例外(非成规的)。资产阶级化的社会里,常有一种制度,使工人互相压迫(竞争),做过度的劳动,而企业家却可以少花些钱,跌低工价。

  关于精神劳动的生产力,可以说与物质劳动力的是一样的。“人”——是时代及他的生活状况的出产品。假使贵推不生在十八世纪而生在第四世纪,那么,他就有同样好境遇,也大概不做有名的诗人及自然实验学者,而要做教堂里伟大的神甫,去蒙蔽圣奥古士丁[24]了。换一方面说,假使贵推不生在富裕的法兰福省贵族家里做儿子,而生在法兰福省穷靴匠的家里,那么,他未必做到威玛(Weimar)公爵的大臣,大概终生当着靴匠,死在这神圣的靴匠职业上。贵推自己也承认,他自己确是得益于他的资质及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就是他出生的门第好,得以借此成就他的事业。这是他在自己著的Wilhelm Meister上说的。假使拿破仑一世[25]晚生十年,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法国皇帝。没有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战事[26],昂勃达[27](Gambetta)也永不能做到他那种事业。假使令聪明父母的有天赋的子女居住在野蛮人之中,那子女也就成了野蛮人了。所以,人人各自的才能事业都是社会给他做的。个人受了较高的感化,脑筋里所发生的思想,不是因此而出产的;个人脑筋里的出产品,却是有赖他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并且有赖于此“时代精神”。亚里斯多德[28]不能有达尔文[29]的思想,而达尔文的思想也当然不同于亚里斯多德。人人的思想,都是时代精神迫着他这样想的,就是环绕他的物体及现象使他这样想的。这更可见得,各人的思想往往同时有同样的发生,而且相离很远的地方能同时有同样的发明及发见。譬如五十年前的那种思想,没有人注意,而过了五十年之后,却风行全世界了。西齐兹孟[30]大帝(Sigismond)在一四一五年敢烧毁徐史[31](Huss)的说教书籍,而且烧死他于康史坦(Constance)湖上,而查理五世[32](CharleⅤ)是无比的大信徒,在一五二一年却让路德[33](Luther)自由传播他的教义于伏尔摩会(Worms)上。思想——社会相互行为的出产品,社会生活状况的出产品。社会普遍的信仰,即是于历史上某一时期组织社会的各阶级所共同信仰的。

  各阶级有各自的特别利益,特别思想,特别观察,引他向着那种阶级斗争里去;阶级斗争实是充满于人类的历史,而且在现代的“阶级相反”里更达到最高点了。所以这个不但为时代所限定,而且为社会的阶级所限定;社会的阶级限定个人的感觉、思想及行为。

  没有当时的社会不能有当时的思想。这是我看来很明了清切的。新社会对于这一点也很有关系,人人有享受教育的资本,为社会的特质。所以,社会不能因他能有特别出产而受赏。

  可以由物质劳动及精神劳动的价格来说。于高等及下等劳动之间不能有丝毫分别,像现在时代所有的,譬如机械师,他却自以为是高等些的,自以为是按日的雇佣者,只要做街市上的工作,等等。社会只知道要处办于社会有利益的工作,所以一切工作对于社会是同价值的。假使有那种无兴味讨厌的工作,既不能用化学及机械学的方法来处理,又不能变他为有兴味的,那么,且请注意技术上化学上的进步,就也无所用其疑虑;况且,假使不能自由召集而得有必需的劳动力,也可以轮班工作,人人做这种劳动的一部分。那时也没有人对于这有利益的劳动,生出什么虚假的羞愧及无意识的蔑视。这种蔑视,只有我们怠惰的国家里才有,只知道什么事都不做,似乎很羡慕小马驹似的;况且工人轻视他的劳动愈甚,也就愈苦,愈疲乏,愈无兴味,他对于社会愈觉必须。现在时代劳动代价愈少,也就愈无兴味。有多数的工作力,因教化程度的低浅,生产过程的时常变更因此组成不工作的后备兵工;这些,工人因为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就只得去做那最下等的工作,取那么样低的价钱,差不多即使用机器来做这些工作也都要“没有利益”了。譬如,打碎石子是一种代价最贱的、最无兴味的工作。在美国用机器打碎石子没有什么困难,然而在我们呢,却有如此之多的贱值工人,简直机器都可以不用“买”了(17)。清道、洗阴沟、和泥土、水底建筑等工作,在现代文明程度之下,已经可以用机器及技术方法去代替,使现在的工人对于这些工作所引为无兴味的地方通通消灭。由实际上说来,洗阴沟的工人,为人类除涤有害卫生的传染毒,确是社会的有益分子;而教授为统治阶级利益起见而伪造的历史,或教授竭力以超越自然不可思议的学说蒙蔽人家的神学,那些教师——却是有害于个人心灵者,并且实在很深。

  我们的学界因他的特殊职位,于自己事业上,受统治阶级的保护学问的权利,于是必定要承认统治阶级是合理的必要的,并且维持这种荒谬的信仰。这样的职位,大概都是颠倒科学,毒害脑筋,做文化仇敌的工作,专为资产阶级及他的保护者的利益而劳动(18)。将来的社会里,不能有这样的情形,为人类所做的,只有自由的工作。

  从别一方面说,真正的科学往往必须有很无兴味的讨厌的工作。譬如医生检验尸体、解剖、施手术于满贮脓血的身体上;化学家研究排泄物等等。这些工作往往比最不适宜的,如雇工、煤夫所做的,还要不适宜,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所不同的,就是这一种工作要有专门学问,那种工作,不用大研究,人人可以做得。这就是这些工作不同之处。然而在那种人人都能受到高深教育的社会里,有教育无教育的分别消灭了,劳动的须研究不须研究(熟练劳动不熟练劳动)的相反之点消灭了;技术的发达不知止境,而手工工作可以实行机器使用或技术的进程。只须看我们技术的艺术如何发展,譬如刻铜术、雕木术等。最无兴味的工作却往往是最有益的,况且我们对于劳动的观念,所谓有兴味无兴味的观念,很与许多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相似,极其浮泛而只是表面上的。

  二

  一切生产方法及交通方法之制度的改造

  一切生产可以即刻以最高标准为基础;新社会决不生产货物(如上所述),而只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因此所谓商业也就废除,即使与其他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民族交际,也不容有那旧式的商业,旧式的商业只能存在于有“货物的生产”之社会里,是有意义的。男女两性的大军队即以此而下动员令,去做生产的事业。这人数极多的军队,去做生产事业是很自由的,他于是生产那所需要的东西,更能多量的享用那生产品了,或者使社会必需的工作时间减少。在现在时代,这些人衣食或太多或太少,像寄生虫似的享受别人的劳动,而且,什么都不容否认,简直要费许多力,劳许多心,不用说,自然不能恢复那被剥夺的生存了。在新社会里,小铺商、客栈商、经纪人、中间人都是多余的。像现在时代,每一区域里,各种大商店小商铺,要有几打、几百几千;到那时,在这同等大的区域里,可以设立些大集中的商栈,优美的市场,高贵的展览会陈列所,去代替他们,比较上只要有少数的管理人就够了。现代的商业置配法,可以变成纯粹中央集权的事务,只要做些很简单的职务;这些职务又可以同着一切社会机关的中央集权制而更简单。还有相类的变更,就是关于交通及运输的机关。

  一切电报、电话、铁路、河海航路、城市电车,及一切社会用的交通机关和工具,都归社会所有。有许多这些机关,如邮政、电报、电话,及一大部分的铁路,在德国的,已经归为国有,再把他们变成社会共有,不过是形式上的事。这一层并且没有侵害到私有利益。假使国家抱着这个方针做去,必定要好些。然而这些国家管理的企业决不能是社会主义的,要是这样想就错了。这些国家所利用的企业,简直是资本主义化,和在私人企业家手里是一样的。这是对于他们的职员及工人,绝不能顾全利益的。国家的待遇他们,简直是和私人企业家一样的;譬如,假使像帝国的海上管理及铁路管理上,对于技术家,订定章程不录用那四十岁以上的工人,那么,这个办法,简直是显出垄断者的阶级性质,足以引起工人来反对他。更有相类的方法,就是国家做了发给工作者,求脱离国家,比求脱离私人企业家,其方法难得百倍。由企业家及国家的关系看来,其始只不过有小企业家的情形,或者工人所找的工作,还有别人来给他。至于国家呢,简直是个专卖的发给工作者,可以同时使几千人变成乞丐。所以国家所做的事业,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党也有好些根据,来反对这件事,以现代国家的企业看做社会主义的企业,而以为是社会主义实行的倾向。

  几百万私人企业家、商人,各业中间人,一旦以中央集权的大机关来代替他们,那一切运输就完全改变了状况。几百万小运送业,每天往来送给如此之多的私有财产者,要费去许多劳力、时间、有用的材料,现在就可以变成大运输业,送往大库及中央的事务员。所以,这一层是劳力的很节省处。譬如,一家企业的生货运输用一千工人,比几百家分开的小企业要简单得多;如有生产及分配的中央机关,为全区域及各部分预定分配,那就节省了很多有用的费用。这不但全社会得利益,而社会中各个分子也都得着的;在新组织之下,公共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相和一了。我们的技术、方法、活动、旅行,以至于我们的住所,完全改变了,都可以有十分适合的形式。扰乱神经的声浪,我们大都市的狭隘、繁杂,几十辆车辆的杂乱,都消灭至于极度。建筑道路,清洁道路,建筑住所,一切生活状况,人类的交际,都竭力变更。现在所不能求到的合于卫生的生活,或者须有极大的费用,非贵族的街区里不能有的合于卫生的生活,也可以绝无困难的得着了。

  交通的方法到这一步田地,已经是极完备的了;或者,航空事业到那时已做了极便利的交通方法。这条交通的路是动脉,——输送生产物交易的路,是血脉,——通过全社会的,个人的,精神交通的路;所以他们都是极便利的,使全社会的幸福及教育都到同一的水平线上。那交通的道路扩充分布到各远省地方,是必要的,并且是为公共利益的。此处,在新社会里所发生的事业,远超过于现代社会里所能做的。而且,现代屈身于大都市、大工场里的群众,能各按他自己地方去分治,是完备到极点的交通制度,所以,他可以有坚决的意义,对于精神上物质上的文明,都能使他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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