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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社会化(1)


  社会之社会化(1)

  德国 伯伯尔 [1]

  伯伯尔(Ferdinand Auguste Bebel)生于一千八百四十年,为德国社会党首领。这一篇是他的杰作,还有一篇《妇女与社会主义》(Femmeet Socialisme)也很有名的。

  这篇又名《La Société Future》(《未来社会》),是俄国《钟》杂志社丛书初集之十,《妇女与社会主义》是丛书初集之九,都是一九〇五年俄国政府书籍检阅局批准发行之本。我现在所译的就是俄文本,德文原本我没有看见过。读者如能搜着德文本参看,校正我的错误,就不胜感激了。现在可以把《钟》杂志社的情形稍微写一点,以作参考。俄国文学界在欠鲁塞[2](Nicolai Chernouithvsky)及陀孛洛留伯夫[3](Nicolai Dobrolierboff)之前,赫尔岑[4](Herzen)负极盛的盛名,著作编辑,做当时文化运动的前驱。亚历山大二世[5]热心改革新政的时候,赫尔岑住在伦敦,创刊自由主义的机关报即名《钟》(Kolokol)。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农奴解放之诏下,赫尔岑大为欣动,曾作有名的《亚历山大二世之祝词》,第一句引罗马齐利安帝(I'EmpereurJulien)的话:“加利纳衣人呵!……你们胜了。”当时政府也非常注意这个杂志,曾经以《钟》杂志中所载关于农奴解放问题的论文颁发于农奴解放案起草委员。那时朝野人物都视《钟》为高等法院。他所发行的丛书,约有三十余种。他是输入社会主义于俄国最早的杂志。由今日看来,《钟》确是有功于宝雪维几呵!

  一九二〇.四.十三译者志

  一

  一切资本及工具让渡于社会的利益——一切宜于劳动者之劳动责任,不分男女——每日社会必需的平均劳动时间——互助工作——工作时间的减少——全社会的生产方法及需要者的充分满足。

  改变一切劳动资料为共有,就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对于男女两性的生活及劳动境况,在工业、农业、运输、教育、婚姻、科学、技术、娱乐上,一概根本上改革。人类的生存便得一种新境地。渐渐地国家的组织也失去它的根据,而国家消灭,国家以某种方法自行消灭了。

  国家——是初民共产社会以来社会的发展之产物,初民社会破坏,而私有财产制发达起来。社会中因私有制的发现,于是发生相反的利益。于是发生职业阶级的对抗,因此利益相异的团体之间不免于阶级斗争,而且威迫新秩序的存在。因为要压迫新秩序里的反抗者,保护他们所威迫而成的私有财产制,于是要求一种组织,可以决胜这些攻击,而宣告私有财产制是“合法的,神圣的”。这一种组织就是保护维持私有财产制的力量,于是成为国家。国家以法律保证私有财产者的所有权,于是有抗拒破坏法律上已成秩序者的人,如审判官、执法官。按其实质来说,是统治阶级私有财产者及统治权力的利益具有保守性质。国家组织的变更,只有私有利益要求他的时候。所以,既然国家是根据于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所必要的组织,那么,设若阶级对抗与私有财产制的消灭一旦实现,国家就立刻失去他存在的任何意义。国家因统治所生关系的移转而渐次消灭,正如,设若没有对于超自然神或天赋理性及超自然力的信仰,宗教就即消灭一般。文字须有涵义,没有涵义,文字就不再表现概念。至此,怀有亲资本主义情绪的读者或者要说:“这也很好,然而依何种正当的理由,来证明社会的这些破坏性变革是正当的呢?这正当的理由,也就是问题是在一切相似的变更及改造时——就是公共幸福。权利的来源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国家的权力只是社会的代理者,社会有权去管理及处置的。统治阶级的社会以前都是有限的少数人,然而他却以全社会(人民)的名义行事,自己算是全“社会”,正如路易十四[6](Louis ⅪⅤ)自以为是国家,“L'etat c'estmoi!”(朕即国家)。假使我们报纸上写着:“一季已到,社会到城里来了”;或者:“一季已完,社会到乡里去了”;这些记载,不是说全人民,而是说数万上等人而已,他们成为“社会”,就像造成“国家”一样。群众呢——那是平民(Plébeien)、贱民(vile multitude)、细民(Canaille)、人民。照此情形,所谓国家以社会的名义,为公共幸福而建立,不过统治阶级,都先一切人而受利益幸福。法律是为它创制的。“Salus reipublicae supremalex esto”(公众幸福将为最高的法律),是大家知道的古罗马的法律原理。可是,谁是罗马的公众呢?是被奴役的人民?是百万奴隶?不是!是比较少数的罗马公民,最先是罗马贵族,而这些公民强使被奴役者供养自己。

  当中世纪时,贵族及封建诸侯掠夺社会的财富,他们却称是以“权利”的名义而干的,是“为公共幸福的利益”的。他们如何对待共有私产以及无助的农人之私产,中世纪直到近代的历史每页上都如此说。最后一千年间,农业的历史其实非他,就是无间断地共有私产及农人私产的掠夺史,这种掠夺乃欧洲各文明国家的贵族、僧侣所实行。后来当法国大革命[7]的时候,没收贵族、教会的财产,是“以公共幸福”为名干的,而八百万土地所有者的大部分就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支柱,他们依赖这没收为生。“以公共幸福”为名,西班牙屡次侵占教会的私产,而意大利又在那热诚的“神圣私有制”保护者的欢迎声中完全没收它。英国贵族一千年来掠夺爱尔兰及英吉利人民的私产,从一八〇四到一八三二年又以“公共幸福的利益”为名,按照“法律”规定给自己3,511,713亚克(Acres,地亩名)的地。当北美释奴大战[8]之后,释放几百万奴隶,获得自由,这些奴隶原来是其主人自己获得的财产,现在其主人无何报酬,这也是“以公共幸福为名”呢。我们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不间断的剥夺和没收的进程:工厂主收买吞噬工人,大地主剥夺和吞噬农夫,大商贾剥夺和吞噬小商人;最后——一个资本家剥夺和吞噬另一个资本家——就是大资本家剥夺和吞噬小资本家。假使要听着我们资产阶级的话,他们总是说这是为“公共幸福”、“为着社会利益”。

  “白鲁梅”的十八日(Brumaire)(2)及十二月二日说是拿破仑们“救了”“社会”,而社会感谢他们;假使在将来呢,社会只是自己救自己而已,自己掌握财产,即以此创立社会,那社会才完成了最出色的历史行动;那社会不是为一部分的利益压迫别一部分,而是平等的保证全体之生存条件,使人人能得生存。从道德的观察点上看来,这是社会所曾实行的最伟大的措施。

  这巨大的财产没收之社会的进程以怎样的形式实行,他又有怎样的特色,却不能预言。谁能知道那时的情况怎样。

  罗伯都[9](Rodbertus)致基尔黑孟(Kirhman)《论社会书》第四函,题为《资本》,一百一十七页上说:“废除土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不是空想,而是经济学上完完全全有意义的。废私有制是对社会的最彻底的辅助,可绝无疑义,社会受地租及资本所有利息的增长的痛苦,很简单而易见。所以废私有制只是废除土地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唯一的方式,私有制没有时候不侵袭国家资产的流转和增长。”我们的大地主,看了他们以前同党者的这种意见,又要说什么呢?

  设以类似的办法处置一切之后,事物的大概情形又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不能完全预定的。谁也不能详细知道,下一辈人将要创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用什么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在社会里,像在自然界里一样,一切都处于流动中,一种现象显出来,别种现象就消失,旧的死去,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就代替他。渐次而有各式各样的无数的发明、发见、改良,这些影响及意义,谁都不能预测,它们按其意义而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全社会发生作用、革新及变化。

  以前的学说,只以为一切事物仅有共同的原理发展,都导源于已成的解释,其实行也只在某种程度内才能预见。社会直到如今也还确实不是由个人领导和指导的活的生物,虽然好像如此。“他们想他们在推动它们,移动它们”;社会是一种组织,依着内在的规律发展;将来呢,也完全排除了关于个人自由的指导及领导。那时候社会成为德谟克拉西[10],他认识了自己存在的玄理,发现了自己发展的规律,为自己进一步发展而合理地应用它们。

  一旦社会成为一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根据于社会化的社会之道理,就能成为一切适于劳动者的责任,没有男女两性的分别。无劳动,社会不能存在。因此,社会就有权要求各人,他愿意满足他的需要,他就应当尽他物质上及精神上的能力,去参与工作,制造满足一切人需要的东西。有人说似乎社会党要废除劳动,那是违反健全的理智的。游手好闲的人只能存在于资产阶级化的世界里。社会主义这方面与《圣经》一致,《圣经》里说:“谁不劳动,他就不应当吃饭。”不过劳动,应当为有益的生产活动。所以新社会要求人人都做一定的工业、技艺、农业或者别种的有益活动,借此才能履行一定的劳动服务,以满足生存的需要。无劳动就没有享乐,无享乐也没有劳动。

  因为大家有劳动的义务,于是大家同样享受利益而实行三个劳动的条件:(一)工作有相当的休息,不至于过劳;(二)工作能有兴味,能变换样式;(三)工作就能为生产的,因为工作时间及享乐的程度是依此而定的。这三条件又都依赖于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种类及数量,也依赖于社会对生活状况的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不是要大家生活于无产阶级的状况中,而是要消灭那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社会主义的社会竭力要使人人得到最大可能的生活满足,于是发生一个问题:社会的要求有怎样高呢?

  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必须有包括社会劳动一切范围的管理。于这个关系,我们的公社可算是适当的根据;假使以为它太大,不便调查,可以把它分成区。像古代初民社会里一样,公社的全体成年成员没有男女两性之别,大家参与选举,推定管理的委员。各地方管理之上有中央管理,可不是有统治权的政府,而只是集议的执行管理处。中央管理处或者由全社会直接推定,或者仅由各公社管理处推定,这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将来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意义,并不是代理职务者就有较大的权力、威信和较多的收入,而是信用委任,任用能办事的——男子或妇女无所区别——轮流担任或者再行选举,专视选举人的需要及愿望。一切职务都是暂时代理……由于叙述上的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意义,即中央与地方之间应当不应当有中间的阶段,比如省区管理等等。如果它们是不必要的,就不会要它们;如果是必要的,就建立。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来自实践的需要。因社会的发展,一切旧的建设用不着了,就废除它,无所争论——不会有某人因私自的利益而保存它,而后代之以新的。因此呢,这样的管理,是建筑于最宽的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上,根本上与现在的不同。现在呢,因为管理上最无意义的变更,就必要有我们报纸上那么许多争辩,我们议会里那么许多争论怒骂,我们国务院里那么许多官样文章。

  最紧要的——就是确定所拥有的力量的种类及数量,劳动工具及劳动资料的数量和性质,工厂、车间、交通事业、土地、地基等等,以及以前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就要确定现有的贮蓄,以及在一定期间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各种生活需要东西的数额。像现在的国家及别种社会的组合一样,确定每年度的预算,以后也要对全社会的需要预算,而且要求扩充的或新的需要而附加的变更能够完全估计到。统计因此将起着主要作用;它在新社会里成了最重要的补助科学,它为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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