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瞿秋白

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国民党政府在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华北停战协定[1]之后，不久就向美帝国主义借到了五千万美金（二万万元）的大借款[2]。美国方面拿出来的并非现金，而是四分之三的棉花和四分之一的小麦。这些美国市场上“多余的，没地方安顿的棉花和小麦”，要由中国民众拿出钱来去买，而买出来的钱暂时供给国民党的浪费，将来，仍旧要在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出钱来，去偿还这一笔大借款的本利。

　　而且这大借款的用途，又显然是大部分是用来进攻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的。总之，中国民众在国民党这些借款的手段和戏法里面，将要自己出钱去供给国民党来屠杀自己，镇压自己的解放运动。同时，当然也是出了利钱给帝国主义，而替帝国主义维持他们对于我们的统治，对于我们的剥削。

　　国民党大借款的目的，首先是在进攻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是能够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唯一力量，是能够赶出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军队的唯一力量，国民党政府——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因此，在“严厉取缔杂牌义勇军”签字于“绝对禁止一切抗日运动”的密约，勒令北方一切抗日士兵“不得向日挑衅”之后，赶紧动员着更多的力量，实行八省“围剿”红军的计划。最近还有调动以前在北方“抗日”的宋哲元[3]部队，来江西“剿共”的消息。二万万的大借款，主要的就要用在屠杀工农民众的“剿匪事业”上！国民党的帝国主义走狗的作用，实在暴露到极点了。正因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的进展，正因为国民党三四年来的“围剿”没有一次不是大大的失败，所以这次他们这样露骨的一面更公开的投降日本而奉送热河和河北的“不驻兵区域”，一面就奉行大借款，动员地主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屠杀民众的红军苏维埃运动。他们亟亟乎的要实行这所谓“安内”政策的原因是极明显的：中国大多数的工农民众正在觉醒起来，围绕着苏维埃的旗帜，为着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这种斗争的胜利的前途是要消灭中国的地主封建剥削制度，剥夺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开辟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那时候，一切反动派，一切地主资本家不能够再来“自由的”剥削民众；那时候，帝国主义的势力，不论那一国的，都要被驱逐出去。因此，帝国主义的列强要一致的指挥着国民党“安内”，供给这样的大借款给他们，而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也早就决定做各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他们知道无论日本占据满洲、内蒙，以至整个蒙古和中国的北部，无论美国或是英国再进一步的支配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无论国民党所谓“次等殖民地”的中国，都像现在东北四省一样，升任了“头等殖民地”，他们——当做地主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来看，仍旧可以“安宁的”剥削中国的工农民众。

　　但是，这是他们的梦想！现在不但苏维埃运动一天天的进展，红军打破“围剿”的胜利，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掩盖不住，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巨大武力直接镇压之下的大城市里，革命运动、反帝斗争、罢工、怠工、反对停闭工厂和减少工资的斗争，也在扩大起来，团结着新的队伍，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一天天的发展。因此，国民党政府更加加紧的向工人进攻。他们从帝国主义主人方面讨来的借款，也就是要用来增加警察，增多那些最无耻的奸细制度的秘密侦探，大批的暗杀，捣毁一切革命团体……他们企图用收买政策，制造革命队伍之中的叛徒，他们企图雇用一些化装侦探坐守在每一个工厂，或是每一个工人区域。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消灭革命，这样就可以用民众身上括来的钱来完全镇压民众的解放运动。然而要知道，以前袁世凯[4]对于当时的革命团体，也同样的用过“征讨”、“围剿”、“收买”、“暗杀”、“坐探”等……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虽然在无耻的程度上，他还比现在的国民党差得多，然而这些手段和方法，都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老戏法。这些手段决不能够镇压革命！何况现在的革命已经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有了坚强的先锋队，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的工人、农民群众，有了明确的清楚的革命目标——苏维埃政权，真正民众政权的建立！

　　中国民众早已不是袁世凯时代的民众。他们的大多数很快就会知道，怎样来“偿还”这二万万的借款！他们都要用枪炮、用梭标来“偿还”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这次的借款，是用棉花和小麦借进来的。而我们知道，现在正在闹着全中国的纱厂减工的风潮，有成千成万的男工、女工和童工，因为减工而失业，而挨饿，而变成十足的叫化子。美国棉花的大批进口，必然要使得棉花的价钱大跌特跌，纱厂的生产更加要“过剩”，中外资本家会因此而更加加重对于工人的剥削，制造更广大的失业。最近，中国棉业和面粉厂的资本家联合会，也已经承认了：大批原料的借贷，虽然可以暂时活动一下生产，然而，人民购买力的绝对低落过程，必然要使更多的生产过剩，引起巨大的恐慌。同时，棉花，还有小麦的大批进口，要引起中国农村里更大的恐慌。棉麦市场上，骤然增加这大批的货物，棉麦的价钱跌落下来，可以使得大批的农民群众，不能够不用最低价格出卖自己的棉花和小麦，为的要去偿还高利贷的利钱，去交纳苛捐和田赋，去付田租。甚至于因为这个缘故，国内的资本家根本就不需要收买一部分中国农民的产品，他们节省着运费，用更便宜的价钱可以买到政府所借来的棉麦。这样，农民群众就只能“三钱不值两文”的把自己的产品去向地主、债主抵偿租钱，抵偿债务。他们将要弄得吃树皮草叶的日子都没有得过。而另一方面，这些小麦，这些棉花的代价，仍旧是从民众身上搜括去的，吃面粉的，买粗布的小百姓，是负担这等费用的主要部分。一般的说来，棉麦借款的影响，将要使得中国的长期经济恐慌，尤其是根本上的无可救药的农业恐慌，更加深入，更加迅速的走到“天崩地陷”的绝路。工人、农民以及一般民众的生活，要因此更加恶化，他们在国民党的屠杀和搜括政策之下，要成千成万的死亡、流离……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团结自己的队伍，起来坚决的革命，为着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政府要人现在申明这借款只用来“从事生产事业”，或者说，要用借来的小麦“赈济灾民”。这是无耻的谎骗！“赈济灾民”在这三四年来的经验已经太丰富了，每一次的结果，只是一部分投机的商人借此发财，一些名为赈济的绅士借此填满自己的腰包。像去年，在所谓“谷贱伤农”的情形之下，一方面许多民众活活的饿死，他们连最贱的米麦也买不起，另方面大城市里的商人把谷价压低到最低限度，去收买粮食屯积起来，使得还有谷子可以出卖的农民，比荒年的收入还要减少，而城市的民众却并不能吃到十分便宜的米麦，商人的行会和大资本家的联合仍旧尽可能的抬高着零卖的价格。而在这种状况之下，无耻的国民党报纸，得意洋洋的宣传着：“匪区米价高涨，饿殍载道！”至于“生产事业”，则更是笑话。最近五六年以来，国民党的十二万万公债何曾有百分之三、四是用于所谓“生产事业”的？“九一八”之后，宋子文[5]吹着牛皮，说一年半载没有再发公债，政府收支相抵。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借二万万的大借款？！这种借款，不是实际上直接或间接的用来做“剿匪”的军政费，又用来做什么？！

　　此外，美国借款的秘密条件，例如抵押品之类，是没有宣布的。这里，一定有“惊人的”内容。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已经揭穿这种内幕的一角，它说：中国借新债而把旧债搁着不付利息，甚至事实上还把旧债的抵押品移转到这笔新债底下。英帝国主义因此提议要清查京沪铁路等项的旧债。这里，可见南京政府的出卖中国正在“惊人的”秘密进行。而同时，这次大借款，使得英、日、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暗斗更加深入，更加剧烈。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在“北平议和”的时候，就预言“北方的对日和平，将为中国内部战争重新发动的开始”。而美国大借款成立之后，西南方面胡汉民[6]等就通电责问，说是“抗日战争既停，政军费收支又适相抵，则此借款之用途显有从事内争之可能”。这些都暗示着列强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各种走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开展。无论国内的军阀混战会不会又爆发起来，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都是要更加加重对于民众的压迫、剥削、搜括的。何况他们在镇压民众，进攻苏维埃革命，屠杀反抗的工农……维持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这方面，大家都是一致的，大家正在比赛着谁的杀人本领——反革命手段高强些。

　　美国大借款的事实只是更加说明了：中国民众——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等，和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国民党之间没有丝毫妥协调和的可能！容忍国民党的统治一天，我们就要一天受着更大的剥削、压迫，我们就要在死亡、屠杀、饥饿之中成千成万的灭亡，我们就只会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一天天走到奴隶和“亡国奴”的地位上去，从所谓“次殖民地”升到“全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军阀的枪炮炸弹之下做炮灰！所以中国民众必须坚决的团结，发动一切种种的抗议反对国民党的大借款，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民众——“围剿共匪”，拥护苏维埃运动和红军。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必定代表几万万工农民众的意志，绝对的否认美国大借款的负担，我们中国的工农民众要一致的起来斗争，要发动反对一切种种剥削压迫的斗争，要赞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赞助红军的发展，取得我们的最后胜利，而取消国民党的一切卖国的、屠杀民众的借款！

　　原载1933年6月20日《斗争》（油印）第45、46期合刊

　　署名：狄康

　　注释

　　[1]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当地驻军二十九军等曾进行抵抗。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域，使绥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察北（今属河北省）、冀东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2]1933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借款5000万美元的合同，购买美国的棉、麦，即美国向中国推销大宗剩余农产品的棉麦“借款”。

　　[3]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冯玉祥部西北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曾率部在长城抗击过日军的进攻。后被委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七七事变中，所部曾奋起抗战。

　　[4]袁世凯，见本卷第64页注①。

　　[5]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人，生于上海。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

　　[6]胡汉民，见本卷第145页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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