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2)|瞿秋白

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2)

　　四

　　长沙战争之后的形势怎样呢？

　　蒋介石和阎冯汪的战争，正在这个时候有了一个“结束”。然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却在中国又可以利用这个新的形势来进行：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损丧自己的势力，恰好是他的另外一只走狗——张学良[11]代替了阎锡山[12]占据北方的地盘；英国帝国主义更加帮助广东的军阀陈济棠[13]，向亲近蒋介石的军阀陈铭枢[14]压迫；所以，美国帝国主义，就不能不更加指挥南京政府，更加排斥南京政府里面的英日势力，而准备新的军阀混战。张学良占据了北方后，蒋介石自然需要好好准备力量，才能够继续战争。而长沙战争所开始的局部的革命战争和全国群众广大的苏维埃运动，又使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派别，都开始感觉到反革命统治的危险。于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列强帝国主义指挥下，再宣言“统一和平”，并且提出准备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企图欺骗民众；事实上，这是他们一方面讲着军阀之间的假和平，准备自己内部的新的混战，别方面却又无耻的宣告“三个月内肃清共匪”的中心政策，调动二十师的军队，从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五省，来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对全国的劳动民众宣战。

　　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战争，在长沙之后，更加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的任务，就更加重要而紧迫起来。

　　如果轻视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和进攻势力，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国民党用“统一和平”、“国民会议”、“地方自治”的口号，企图和拥护苏维埃的运动对立起来，他们动员全国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治势力，所谓“舆论”，所谓“铲共运动”来进攻。他们并且企图发动一切豪绅以至富农、工头等的反动力量，在进攻红军的前线，先组织“民团”、“守望队”等等，做援助的力量；并且苏维埃区域的内部，例如赣西南，还有地主豪绅的武装势力埋伏着，领导着富农反动分子，企图响应进攻红军。反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就在这种布置之中，向着红军和苏维埃进攻，并且他们有精良的武器，飞机、毒气弹等，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军队做后盾。同时，如果认为国民党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就可以消灭红军，因此，散布恐慌情绪和失败主义，主张退守偏安的“上山政策”，或者简直承认军阀混战终了，反革命进攻红军是可以开始稳定他们统治的局面，——这就更是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离开散布国民会议幻想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只有一步了。事实上，部分的讲来，如果单单拿红军进攻长沙的形势来比较，当然现在这一部分的红军，是从进攻转变到防御的战争了。然而，长沙战争之后，接着十月初旬，就是红军占领吉安、吉水、峡江，从湖北的通山、通城，经过湖南的平江、浏阳，江西的修水、铜鼓，联络上高、万载、安福，这样有经过赣西南，而连接闽西和广东东江的形势。十月下旬，赣东北的红军曾经占领彭泽，同时，鄂西的红军侵入湖南，占领了南县和华容。其他地方的红军苏维埃都有发展和扩大。而且最近上海纱厂（如统益、怡和等）、丝厂，以及其他工人，都有日益广大的群众斗争和罢工发展，青岛、香港有新的罢工和示威，天津双十的示威运动亦形成群众的武装冲突。汕头又有扩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爆发。总之，长沙战争之后，我们看见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都调动着全国的力量，更进一步的接近决定胜败的斗争，而红军的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战争，就是这些斗争的枢纽。无产阶级必须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农民兵士的广大群众，以及城市贫民的斗争，去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并且认真的去领导和组织这个战争。帝国主义国家里面，经济恐慌的深入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印度、安南[15]、台湾等的群众斗争和暴动的生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剧烈，中国各派军阀的矛盾发展，——这些情形，是中国现在革命战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如果能够正确的领导农民战争，而且有计划有系统的去组织这个战争，如果能够发动并且领导全国极广大的群众斗争，坚决的实行争取群众而巩固的向前进攻的策略，——那么，一定可以扩大革命战争，促进革命总进攻的形势，使国民党这次的进攻红军，不但要遇到严重的反抗力量，而且要转变到保守反革命统治都来不及的形势。至少，“革命首先在一省几省胜利”的前途，要在广大的范围之内实现出来。

　　这样，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很具体的很迫切的提到我们前面了。

　　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在重要城市之中，不脱离群众的日常斗争，而和工人群众部分斗争密切联系着，进行示威罢工、反抗运兵运械、拒绝制造兵器的反对进攻红军的运动，领导起全国兵士农民贫民群众的斗争，来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而且要把这些斗争，用准备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去综合起来。这就是要实行独立领导群众斗争，实现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发展工厂委员会的运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必要步骤。这就是要努力去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运用农民委员会的组织方式，而进到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地方暴动），深入土地革命。这就是要领导贫民群众，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兵士群众直接起来反对进攻红军，投到红军里去的运动。尤其是在进攻红军的前线，要组织起广大的群众斗争，阻挡军阀军队的通过和前进。这样，广大的全国群众，将要在自己的日常斗争之中，实行参加革命战争，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集中一切运动在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旗帜之下。“拥护苏维埃，反对国民会议”，将要成为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的广泛口号。

　　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尤其要求无产阶级努力去建立并且巩固苏维埃的根据地。一切苏维埃区域，都要巩固的向外扩大，尤其要在最广大的最有保障的苏维埃区域，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根据地——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召集，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选举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苏维埃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一）建立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政权——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二）改造和加强工农红军，使他成为政治上绝对坚定的，共产党有最高威信的军队。自然，为着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彻底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容许自由贸易，实行劳工监督生产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深入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自己平均分配），发展工人的阶级斗争（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保护法），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如果他们破坏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就是要发动更广大的阶级斗争，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争取广大的贫农中农群众，独立组织雇农苦力；把一切投机分子和富农从政权机关里肃清出去。自然，为着要巩固红军，就必须改良红军的社会成份，加强工人干部的领导，提高党对于红军的威信。只有这样，真正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集中起来，肃清苏维埃的一切反动势力，造成坚强的红军，然后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能够充分的扩大和巩固起来。

　　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组织革命战争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保障军事指挥的集中和统一，使工农红军的各部队，以及群众的武装力量，能够互相配合着行动起来，主要部队的进攻，有相当的别动部队的游击来响应，有严密的完备的探报系统来辅助，有更有组织的巩固的革命后方，去供给粮饷军械，免除一切游击战斗的散乱状态；而且政治上的影响和指导，不但一般的可以引起全国劳动群众更加热烈的拥护，而且特别对于战线之中城市工人的斗争，可以互相联系和配合。这样，就可以免除长沙战争之中的错误和缺点，不至于仍旧是“无后方的作战”，而受到可能的暂时的部分失败。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这样去组织革命战争，在广大的全国群众拥护之下，必定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更加迅速的转变到革命总进攻的形势。

　　“现在，不彻底的去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不认真的去加强和改造红军，……而使单纯扩大战斗的政策束缚了自己——这是很有害的”。这“决不是割据偏安的和平建设，恰恰相反，只有在斗争之中，才能够发展出坚强的政治上稳固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种巩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肃清苏维埃区域内部反动势力的方针，正是要用更加巩固革命阵地的方法，使胜利的进攻得到充分的保证，这样去真正扩大苏维埃区域”——实现更大规模的“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他有他的过去和将来。这个前途是一个中国实际情形之中的具体的复杂过程。他的过去，是农民的游击行动，以至乡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扩大。他的将来，却是革命战争和城市无产阶级暴动所要开辟的全国革命总进攻的形势。所以，他在实现的开始，不一定就是占领大工业的政治中心城市，可是，他的发展，却必须有进而取得工业行政中心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不但断定中国革命的新高涨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而且指出新高涨的一种可能的具体形势，就是说：“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的巩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涨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能够在长沙战争（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两年以前，就切实的认清当时“苏维埃根据地及其少数的工农革命军，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涨的重要成份”；并且就特别的注意到“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高涨，将要表现决定胜负的力量”。两年以来中国形势的发展，完完全全证实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亦就是证明托洛茨基[16]、陈独秀以及其他右派，轻视农民战争，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盲动”，并且断定革命的新高涨是“遥遥无期”，“已经推迟”的路线，完全破产。

　　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三〇年的七月，已经就特别指出现在“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地）……的任务，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并且说明：“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证革命的强大的开展。”

　　这里，正是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亦就是在现阶段之上无产阶级怎样去适当的领导农民战争的问题。现在的农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所能够并且应当运用的一种力量，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充分，是否巩固，正是帮助无产阶级本身积极准备暴动的一个紧要问题。如果在中国现在形势之中，中国工人阶级深入着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同时，就能够对于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加以充分的领导和组织，那么，他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调动广大的工农红军，来帮助自己在城市之中的群众发动。那个时候，胜利的无产阶级暴动，就有可能很容易的统率起农民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般斗争，而进到肃清国内军阀等的反革命，以及反抗帝国主义干涉的更广大的革命战争，以至能完成中国革命全国的胜利。

　　无产阶级和中心城市，是中国革命之中决定胜负的力量。一方面，如果农民战争得不到城市无产阶级胜利的暴动的领导，那末，他就可以长期的停顿在零星散乱的革命进攻，即使能够开辟革命总进攻的局面，也不能够最终的完成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统治的总袭击。别方面，现在农民战争的特别发展，不但已经是中国革命新高涨的重要成份，而且是这个高涨现在的特点；这固然是革命势力的一种弱点（工人斗争的力量还没有和他平衡，和他汇合），然而正因为如此，必须在革命总进攻之前，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农民战争，就经过自己的政党，去努力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这正是准备革命的总进攻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

　　所以，现在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和农民战争特别发展的特点，还表现着相当的联系。原因是在于：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开始崩溃的地方，还只是他们阵地比较薄弱的区域——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同时，中国的工业中心城市——正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事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的革命势力，却还没有能够推翻反动政权的充分力量。可是这当然只是暂时的现象。农民战争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加强，将要使反动统治的崩溃更加扩大而深入，将要使帝国主义国民党丧失更多的更重要的阵地。那个时候“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就要更进一步而开辟革命总进攻的阵势。这种阵势的形成，就不能不同时依赖城市无产阶级自己组织力量的加强，武装准备的加紧，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扩大，一直到武装暴动的爆发。

　　原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1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蒋介石和阎冯汪的战争，即中原大战，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一场混战。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军阀和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联合反蒋。3月15日，冯玉祥国民军、阎锡山晋军、李宗仁桂军的将领57人发出通电，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军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冯、李宣布就职。4月5日，蒋介石下令讨伐，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兵力一百多万，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到长沙，北至河北的数千里战线上进行厮杀。大战历时7个月，以张学良派兵进关，蒋介石获胜告终。

　　[2]红枪会、大刀会，见本卷第30页注20。

　　[3]高丽，今朝鲜。

　　[4]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5]蒋桂战争，即1929年3月发生的蒋介石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互为扩充势力进行的军阀战争。

　　[6]蒋冯战争，即1929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为争夺地盘进行的战争。

　　[7]国民党改组派，见本卷第31页注28。

　　[8]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

　　[9]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1934年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7月在南昌牺牲。

　　[10]陈独秀托洛茨基派，见本卷第28、31页注⑥、29。

　　[11]张学良，见本卷第58页注④。

　　[12]阎锡山，见本卷第68页注③。

　　[13]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所部留守广东。1929年后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军总指挥。1931年同桂系结成粤桂联合战线，通电反蒋。

　　[14]陈铭枢（1889—1965），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浦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第十一军军长等职。192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任代理行政院院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反蒋。

　　[15]安南，今越南。

　　[16]托洛茨基，见本卷第29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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