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瞿秋白

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

　　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南京会议[1]的滑稽戏之后，国民党的死灭已经是显然的事实；所谓国民党的“革命同志”尚且不能团结起来，不能和正在暴动奋斗的工农同道前进，而只是徘徊歧途，消极的消极，反动的反动，至多只能“欢迎”汪精卫于上海，而谋与陈德徵[2]等争一争上海、江苏之国民党党部机关，——汪精卫等是卑躬屈膝的求恕于蒋介石派及西山会议派的。如此情形，则所谓国民党，早已成为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的党。

　　豪绅资产阶级的本身，便是半封建的阶级：中国现状之下他决没有全国范围的政治、军事统一的力量，因为他的内部有无数无量的分歧，无限的小派别。这一阶级攫取国民党之后，自然只有将国民党四分五裂。拿国民党的招牌做各省军阀的幌子。名义上现在从山西到广东都算是国民党的地盘，实际上各省的政权都在那些“国民党的军阀”之手：山西是阎锡山[3]，河南、陕西是冯玉祥，湖北、湖南、安徽是唐生智，江西是朱培德，广东是李济深[4]，江苏是李宗仁、白崇禧，上海、浙江、福建是蒋介石派的何应钦[5]等，还有张发奎从江西回粤夺取广东的政权。

　　这些国民党军阀之间已有许多冲突：西山会议派在南京会议时攫得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头衔，自称为统一国民党的元勋——最早反共的“先知先觉”。所谓真正国民党的正统，这一中央特别委员会只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御用机关。蒋介石派抓住了沪浙等处的党部，这些党部更显然是蒋派军阀的走狗机关。汪精卫、陈公博[6]等摇尾乞怜于唐生智、张发奎之前，想替他们效劳，也组织一个什么党部机关，托名维持所谓武汉中央的系统，争着要开什么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其实唐生智已有武汉政治分会，李济深或张发奎也有广州政治分会，汪精卫等对于这些军阀未必是十分急需的走狗了。冯玉祥又有冯玉祥的党部，甚至于十六年的老军阀阎锡山也有什么党部！这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冯、阎是相冲突，冯、唐亦是冲突，唐生智与南京政府更是冲突，李济深、张发奎之间的冲突正在酝酿。他们都各有各的国民党，互相争权夺地，互相抢着做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互相抢着那剥削工农的政权机关，互相抢着那勾结帝国主义的资格（中央或地方政府），他们自身都是军阀，决不能一致的，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有统一国内的能力的。他们之间的所谓一致，除非是一致反共，一致屠杀工农，一致代表当地的豪绅资产阶级，维持封建式的以及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制度。他们根本不能执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算中国革命纯粹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国民党完全反共屠杀工农而后，我们眼看着所谓国民政府对于帝国主义事事屈服、步步妥协，比较以前省港罢工以至收回汉浔租界时的国际地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国民党商标“青天白日”之下的军阀，如今居然高唱一致北伐！

　　总之，现在的所谓国民党自身只是代表新旧的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他们的各派：西山派、蒋介石派及汪精卫派，只是代表各系的军阀。他们决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反革命的力量，决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他们与奉鲁军阀相比较，对于民众简直是毫无区别。或者，张宗昌、褚玉璞[7]等因利害关系倒戈反对张作霖，挂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也会引为同志的。

　　如此这般的国民党北伐，究竟有什么意义！除非是军阀的混战，除非是将兵士群众做牺牲，对工农小商更加加重剥削（苛捐杂税、库券、公债等），以博取他们的权位金钱。

　　如此这般的北伐，只是因为这些国民党的军阀，暂时以利害关系的结合，而同去打张作霖。即使这些军阀胜利了，奉张打败，北方地盘上，也插起青天白日旗来了，那又怎么样？！北方民众仍旧要受着同样的剥削和压迫。

　　不但如此，这种所谓北伐胜利之后，这些国民党的军阀内部必然立刻互相吞噬——再起连环不断的战争。何况现在的所谓一致北伐都完全是废话；——阎锡山固然和奉张打起来了；冯玉祥只有自己集中部队于郑州、河北、以至于许州，准备着自己夺地盘。南京政府只在空发北伐宣言、命令，实际上还在坐观时机，想得渔翁之利，他至多借此驱逐异己的军队开过扬子江，而自己是按兵不动。武汉和广东更是不必说了，都只是自己顾自己，——他们实际上，只注意怎样屠杀暴动的工农，维持当地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

　　所以：（一）现时的所谓北伐只是军阀间的战争，反映各部分买办豪绅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二）这种战争的结果，不问那一方面胜利，终归是军阀的胜利，而不是民众的胜利；（三）民众不但不能希望北伐胜利而得解放，并且必要自己起来和南北新旧军阀宣战，实行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四）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就是民众的武装暴动——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的武装暴动；（五）只有民众的武装暴动，创造真正的民众军队，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才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

　　原载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南京会议，指1927年9月15日至17日国民党宁、汉、沪三方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会议。9月15日，宁汉两方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监委临时会议，西山会议派也在紫金山总理陵地开会，共同推出宁、汉、沪三方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委员9人，代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式开会，经过两天讨论，推定常务委员和各部部长，改组国民政府，组成统一的军事委员会。9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党政统一完成。

　　[2]陈德徵，浙江浦江人。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导委员及宣传部部长。

　　[3]阎锡山，字伯川，山西五台人。山西军阀。省长。1927年6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北方总司令。1928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讨奉北伐。

　　[4]李济深，字任潮，原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1923年任粤军第一师师长。1924年兼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兼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留守广州，代行总司令职权。1927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1928年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

　　[5]何应钦，贵州兴义人。二次革命失败后，1924年6月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继任教育长及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代理校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兼东路军总指挥。

　　[6]陈公博，广东人。生于广西。曾参加中共，1922年脱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的斗争中，长期追随汪精卫。

　　[7]褚玉璞，山东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投上海光复军张宗昌部。1926年任奉系军阀直鲁联军前敌指挥，4月任直隶省省长，8月任直隶省督办兼省长，年底任安国军第七方面军军团司令。1928年10月兵败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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