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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


  ——革命之胜利与危机(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

  革命的胜利和革命的危机,往往是互相倚伏的。反革命因为要扑灭革命,所以就竭力想离间革命势力,改变其阶级间的结合形势,亦就是想更改革命的趋向与前途。于是革命的危机便可以受反革命派的这种政策之影响而发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革命危机的发见,亦正是革命胜利的反证。革命之中发生危机是不畏惧的。如果革命能战胜这种危机,当然就是革命之更加进展更加深入。所怕的是:革命方面没有能力与决心去战胜危机,那就足以使反革命的企图得以完成。

  五月十九日长沙方面,因为夏斗寅叛变[1]阻隔湘鄂之间的交通,于是谣言百出,甚至于说武汉已经失守。当晚戒严期间,长沙工会纠察队因为不知道戒严口令而被军队所捕,明晨亦即释出。谁知驻军团长许克祥[2]却借此更加扩大谣言,自己暗中派人贴布“打倒三十五军”的标语,造成工农军即将攻袭驻军的空气。于是他便可以煽动军队,实行政变。当事变初起,武汉方面只接到许克祥自己制造的新闻,所以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误会而起的冲突。但是,随后的事实,都证明完全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的政变。

  许克祥的借口是所谓农民运动过火。他突然在二十一日深夜围攻长沙工会的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缴他们的武装。立即封闭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劫夺所存民食维持会采购米粮之款项。但是许克祥的行动并不止此。最主要的是驱逐不受胁从的省政府委员,抄查政府委员的家宅。再则,他解散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而由他的爪牙仇鰲[3]、萧翼鲲[4]、彭国钧[5]组织所谓清党委员会,声称肃清“暴徒分子”,虽然没有明指共产党员,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所谓“清党”或“救党”的用意;并派军队抄查苏联领事馆。这显然是以枪炮轰击国民党总理之联俄、联共、工农三大政策。不但如此,他还封闭长沙师范、周南女校等许多学校;不但任意屠杀工农,甚至于看见剪发女子,便令乱斫乱杀。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6]得到事变最初消息之后,即电令军队立刻停止一切行动,发还枪械,宣传三大政策等口号。但是,许克祥不但不听,反而愈做愈凶。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不能行于本省,此非政变而何!从此之后,湖南省政府及其主席唐生智已被推翻。国民政府派专员赴湘办理这事,亦被许克祥拒绝。所以湖南政权实际上已落在许克祥之手,并已背叛中央而独立了。请问!许克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摧残教育,解散党部,推翻省政府,背叛国民政府而独立,任意屠杀一般民众,虽女子亦所不免,如此行动,难道可以农民运动过火为借口,便了事吗?况且省政府、女学校等与农民运动有何关涉!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虽然是非常急遽。但是这是客观上革命初期所不免的现象。数千万农民困顿窘迫不堪,自从国民政府的革命军与赵恒惕[7]作战以来,他们都努力赞助国民政府,为的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纲足以领导他们起来奋斗,指示他们去进攻土豪乡绅。他们要求生活之改善而斗争,尤其是无地的及地少的贫农,人数非常众多,生活非常窘迫,所以斗争的形势也就异常剧烈。这种农民运动实在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队伍之一。如果国民政府得有充分的可能,而急速的实现乡村自治之农民政权,没收土豪乡绅、大地主的田地财产,替贫农解决目前迫切的生活问题,那么,农民运动必定早已与国民政府之总的革命斗争更相密切联结,步骤不致于不一致。那时,农民的斗争决不会纷扰到小地主以及革命军官,因为对于他们的权利及生活问题,政府和军队已经帮助他们得到部分的解决了;那时,各地农民也决不会只见地方范围内的问题,如阻谷出境等等,决不会失之于无组织而纷乱,如罚款庞杂、阻碍招兵等等,因为中央已经可以得到指导农民群众的可能了。所以即使说农民有幼稚而无组织的行动,也决不是许克祥的方法所能解决。不但如此,湖南省农民协会,虽尚未得此种充分之指导可能,仍在努力指导。最近,湖南省农民协会已经能够开始纠正几种无组织的行动,已经能够命令各级农民协会规定计算各地米粮之需要额,甚至于能使农民节衣缩食,余出米粮,以输出供给武汉前敌军民之用,所以省农民协会被封之时,已有武汉民食维持会购米之款七万元存在那里。事实上,长沙事变之前三天,每天都已能采购二千万石米以供给前敌。对于招募新兵,农民协会已规定简便办法,并使农民群众更加了解。夏斗寅事变初起时,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等并已经过省党部,建议民众武装与军队合作防御之计划,就是叫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归入省政府统一军事指挥之下。凡此种种,都可见农民协会正在开始整顿民众之无组织行动,而力求反对地方上之土豪与反对全国之军阀的斗争互相衔接,使政府与民众愈加打成一片,愈益完整革命的势力。

  然而许克祥似乎唯恐农民运动之日益进步,唯恐前方将士得着湖南的米粮,唯恐夏斗寅不能打进长沙,唯恐自己所放的谣言不能证实,赶紧先下手为强,以武力攻袭捍卫革命之湖南农民了。据最近消息,他已经派兵到湘潭等处,到处屠杀工农及一般民众,伏尸数千,难道这还不是过火么?他不接受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的电令,拒绝中央政府的专员,不听第八军军长李品仙[8]等之忠告,一意孤行,甘心替张作霖[9]、蒋介石[10]、夏斗寅做走狗而为之内应:劫夺米款,断绝军米之供给,助杀帝国主义新旧军阀所痛恨之革命民众,千方百计的扰乱北伐后方,难道这还不是破坏革命纪律么?如果他一直这样做下去,工农运动备受摧残,上海、广州之惨杀,重见于湖南,革命政府之领域日削,那么,不但北伐的进展,将大受打击,甚至于北之张作霖,西之杨森[11],东之蒋介石,都能乘机更加进逼武汉,那时的危险真是不堪言不忍言。

  许克祥这种行动,显然是反革命,是蒋介石第二。蒋介石屠杀工农及革命分子,他亦屠杀工农及革命分子。蒋介石缴工人纠察队的械,他亦缴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械。蒋介石解散党部,他亦解散党部。蒋介石清党,他亦清党。蒋介石不服从中央命令,专擅霸持东南的财政、交通,他亦不服从中央,故意劫夺米款,拒绝专员。蒋介石自立南京政府,他亦自立长沙政府。国民革命军之中,何以不幸而出一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为维护自己的私利而背叛革命了,国民革命军之中,何以又不幸而出一许克祥?——因为许克祥是土豪地主的代表,他为维持自己对于农民之剥削起见,借口于保护革命军官的利益以为煽惑之资,而背叛革命了。

  蒋介石和许克祥的叛变,虽大小不同,实质上都是反动阶级破坏革命的手段。其实,不论蒋介石是否与许克祥互通消息,客观上许克祥完全是蒋介石所驱使的走狗,和夏斗寅一样。而且长沙政变和夏斗寅的叛变,显然是密切相衔的。

  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攻击革命的方法之中,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本来是司空见惯的,许克祥的政变不过又是一次小试其技罢了。革命内部的变叛,正是造成革命之危机的主要方式。国民政府和民众都应当努力来战胜最近的危机。

  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一、自己出兵干涉——现在英日已经陆续出兵于山东、京津一带,各国军舰早已日日窥伺于汉口江边;二、暗助军阀以金钱、军械及军事指挥官帮着作战,这次河南的战争,显然有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甚至于有外国炮手助战;三、经济封锁,银行、商业、航路一概停业,以窘困革命领域内之一般居民,惹起经济金融上的恐慌,而动摇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决心,逼迫他们软化和屈服,现在武汉早已受着这种狠毒手段的滋味了;四、从革命内部直接间接收买叛徒,以破坏革命,使革命势力自身崩裂。这次许克祥的政变,又算是帝国主义之第四种方法小试成功一次。

  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出兵干涉既未奏效,经济封锁也无全功。尤其是他们暗助张作霖在河南作战的方法,始终是大大的失败。郑州、开封都已经克复了。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冒着盛暑在前线作战,前有帝国主义供给的厉害的炮火,后有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的扰乱,但是,他们的勇猛牺牲的精神,冒万死而冲锋陷阵,始终得了第一步的战胜,使革命领域从武汉而进展到了郑州、开封。我们看见武汉数千伤兵的惨状,不能不切齿痛恨帝国主义新旧军阀以及许克祥之狠毒。

  帝国主义、张作霖、蒋介石的毒计,又因许克祥的反革命行动更增加其恶毒。帝国主义者不但幸灾乐祸的庆祝许克祥,说:“武汉方面反对左派之事业日见大效”;帝国主义者不但利用许克祥扰乱革命领域及北伐后方;帝国主义者还要希望长沙政变的事实材料,而暗示中国的一般民众:“你看,那曾经赞助北伐的湖南农民,那正在节衣缩食以供军米的湖南农民,当北伐军往河南打出去的时候,他们自己已经伏尸道旁,成千累百的了!”这种暗示,可以使国民政府与革命民众相隔离,可以使国民革命的国民政府丧失平民群众的社会基础,可以使国民革命战争,丧失为民权为自由为改善工农生活而战之意义。这是帝国主义所极端需要的,因为如此,他们便不难趁革命内部分崩的时候,而一举以扑灭革命,至少,他们能使中国革命改变其性质与前途,只成其为上层阶级的革命,不但工农,甚至一般中等阶级也得不到自己的解放——民权政治与经济建设。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假手于许克祥而造成这种暗示了。

  何况郑州、开封克复了,革命更加进展而胜利了。帝国主义与军阀更加要加紧从内部来破坏革命。许克祥之湖南独立政府存在一天,则这种危机扩大发展之可能多一天。河南战场上革命将士之血和湖南屠杀工农之血,将要合流而向枉死城的城壕中去了!国民政府为巩固革命之胜利,战胜革命之危机起见,应当用十二分的决心和努力,扑灭那违背法令,擅杀民众,破坏国民党三大政策,扰乱北伐后方,推翻省政府,弁髦中央的帝国主义工具之许克祥的反革命。湖南的农民工人,全国一般平民及革命将士,如果还是拥护国民政府,努力国民革命的,也就应当奋起斗争,以实力颠覆蒋介石第二的许克祥,和东南的平民及将士对于蒋介石一样!

  郑州、开封的革命胜利之巩固,须得长沙革命危机之消灭,而后方能得到保证。

  一九二七,六,五,晨五时

  原载《向导》1927年6月8日第197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夏斗寅叛变,1927年5月13日,驻防宜昌的夏斗寅部乘武汉国民政府北伐,与四川军阀杨森部勾结,公开叛变,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企图颠覆国民政府。叶挺部击溃叛军,并乘胜追击至咸宁。夏部退至鄂东、皖西一带。

  [2]许克祥(1890—1964),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1927年5月20日在长沙制造反共屠杀事件。

  [3]仇鳌(1876—1970),字奕山。湖南湘阴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13年后任湖南省民政司长、内务司长。当时任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反共马日事变。1949年促进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4]萧翼鲲(1879—1935),字跃鲸。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湖南省议员、财政厅长等职,参与发动马日事变。

  [5]彭国钧(1883—?),字泉舫。湖南安化人。曾任广东南雄县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参与发动马日事变,后成为国民党CC系骨干。解放后被捕自溺而死。

  [6]唐生智,见本卷第46页注57。

  [7]赵恒惕,见本卷第534页注48。

  [8]李品仙,湖南人。唐生智部属,曾任湖南暂编陆军第四师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当时任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9]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10]蒋介石,见本卷第42页注15。

  [11]杨森(1884—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四川地方军阀。1926年9月转附北伐军,任第二十军军长,但暗中仍受任吴佩孚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鄂军总司令。1927年与夏斗寅勾结,企图颠覆武汉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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