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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改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凶凶(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甚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了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坠(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是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那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着(看)了一些,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这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一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本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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