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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犯罪(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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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等候在马桶旁边，我很怅惘，原先找有许多话要说，象平常教课时对学生演说一样，我是一向对穿西服戴眼镜的学生老着面皮的，但我那时竟没有一点的勇气，我是个犯人，我只想怎样开脱我的罪，能够马上被赦免就谢天谢地，所以也不敢这样反问着，“为什么拘留我的呢？”也不敢这样自供着，“象这种看书的罪我是犯了二三十年了啦。大人！”我想这样含默着，巴给着是最聪明不过的。 被拘押进来的人，并不减于走近图书馆的，渐渐的一个一个由传达室升到马桶间了，我们又只得退回传达室听候发落，等了许久，命令下来： “审问过的，要取保。” 虽然为着这命令传达室起了小小的纷乱，却不曾将命令挤动过一厘。要取保固然是顶开恩的，可是星期日谁预先等在府上以备人们来请求作保呢？倘是作保的也犯着看书的罪的，谁有胆量和资格来作保呢？路远些的或是人地生疏的人又将怎样呢？犯人是得关着啊，保人谁给去找呢，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吧？于是，我马上有了主意，我要来碰碰钉子看。我看见住在我家隔壁的是区的巡官，不管平常怎样瞧他不起，意识怂恿我谦卑的走近他，说： “巡官怕不认识我吧，冒昧得很，我姓彭，我住在二十九号，您住在三十号，我们是贴邻，我在商务印书馆作事，为着到图书馆去看书，不曾进图书馆的门就给拘押起来了，要取保，在平常倒是不要紧，星期日可就为难了。巡官可以给我证明一下吗？我们出去之后，有什么事可随传随到的。” “这件事我们不管的，全是党部里的人主办，我们区上的人不便作保的，你先生是好人，我相信得过的，看书也并没有错，可是我不便去作保。” 他说完，走进巡官室，看样子他没有把我们当下流的囚犯，况且既经攀上了一门“贴邻”的亲戚，我同老邹就老着脸皮，大胆跟进房，巡官并没拒绝，不过对跟着我们进来的那位犯人却没有十分的垂青。 彼此坐定了，略略寒暄过了，巡官敬了茶烟，将那天在街上的电杆上撕下的“打倒××总司令，”的标语摊在桌上，随即又搓了，然后开始畅谈着。他说贴标语没有用，到处捉人也没用，他说他干了八九年的巡官，只四十块钱一月，不够花的，有家小，区长原薪一百二，一年就加到快二百，科长原薪八十块，一年加到一百二，只有巡官老是四十块。他没有在社会上多事过，全是听命令办事，谁也不得罪，这次抄查图书馆他也没有去。办公没有日夜的，有时不留神就会把性命送掉，谁高兴干这苦差，人要吃饭，没法儿的。在军阀底下作事，在贪官污吏底下作事全是想弄三十五十混饭吃，不过于今总算好一点，要是徐国梁当警察厅长时代，他想补一个兵也补不上，难道凭本事当不上一个兵，不是天津人不要，多说话还枪毙。于是他摇头表示对时事的灰心，随即谈到作证的事，他又说事情全归党部里办，假使他是一个别的人，随便怎样都可以尽力。最后等跟我们进房的那犯人走了，他低声说等其余的人取了保他不妨去说说，随后他去了，许久之后又转来说党部里的人不答应，以为我们既是好人，为什么不能找人保呢，没有办法啦，他又赧然的摇头。 老邹是找不着熟人的，就由我想出一个不爱出门的同事，巡官给了纸笔，我写好了，他吩咐一个属员去了。巡官是可感的。不久，保人来啦，好象初干这事儿的，面色不自然，我将他介绍给巡官，给老邹，然后把详情说了，他一口承担下来。巡官就带我们回传达室，叫那写字的小官儿在保人的名片上写了取保所应说的话，保人又回去取了图章，盖了章，保人同名片又见过党部的人，于是许可了，巡官用手一挥，通知了站岗的，于是我们和巡官握手，走出守卫线，那时候，太阳快和上海作别了。 “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呢？”保人询问着。 “谁知道？我们只去看看书，老邹还是第一次去，而且只敲了两下图书馆的门。”我说。 除了唏嘘之声而外，大家只是垂头踱着回家的路，顺便到保人家谢过恩，我和老邹各自归家了。 没有回答妻的“在什么地方逛了这末久”的质问。我头脑昏沉的把自己往床上一掷。丢开由那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讨厌的《窄门》：只静听在心门敲着的警钟的音浪： 还看书！？还捐书！？蠢才。索兴把头颅也捐了吧！ 一九二九，五，九。于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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