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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政策》


  后记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布哈林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托罗兹基,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一派,如普列忒内夫;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 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 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21]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之夜,鲁迅记于沪北小阁。

  【注释】

  《文艺政策》:即《苏俄的文艺政策》,鲁迅据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的日译本重译。内容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俄共(布)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两个文件和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卷首有藏原惟人的“序言”,卷末又附录日本冈泽秀虎所作《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冯雪峰译)。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正文三篇,最初曾分别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五期,又第七至第十期(一九二八年六月至十月,又十二月及一九二九年四月)。

  本篇最初印入《文艺政策》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编译,内收褚沙克的《文学与艺术》、阿卫巴赫等八人联名的《文学与艺术》、瓦浪斯基的《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三文,又附录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鲁迅曾为此书写有《前记》,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

  瓦浪斯基(E.g.KTHTFX]PZ,1884—1943)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评论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杂志《赤色新地》(又译《红色处女地》)。著有论文集《在交接点上》、《文学典型》、《艺术与生活》等。

  《那巴斯图》:即《在岗位上》,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停刊。

  布哈林(1888—1938)早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被控与李可夫等结成反党联盟,后被处死。

  雅各武莱夫(1896—1939)苏联文艺评论家,曾任俄共(布)中央出版部部长。

  托罗兹基(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死于墨西哥。

  “锻冶厂”:即“锻冶场”,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左”倾文学团体,以出版文艺刊物《锻冶厂》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并入“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伐普”)。

  普列忒内夫(1886—1942)苏联早期的文化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及理论家。

  瓦进(1890—1941)苏联文学评论家,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烈烈威支(1901—1918),《在岗位上》的编辑之一。著有《在文学岗位上》、《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等。

  阿卫巴赫(1903—1938)苏联文艺工作者,曾任《在岗位上》的编委。罗陀夫(1893—1968),苏联诗人、文学评论家,原为“锻冶场”成员,一九二二年十月脱离,后又为《在岗位上》的领导人之一。培赛勉斯基(898—1973),苏联诗人。《在岗位上》的撰稿者。著有《共青团员》、《悲剧之夜》等。

  《赤色新地》:一译《红色处女地》,包括文艺、科学、政论的大型综合性杂志,苏联国家出版局发行,一九二一年六月创刊,一九四二年停刊。

  评议会:即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论争,指在这次会议上的他们的发言。

  拉迪克(1885—?)通译拉狄克,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因参加托派集团,一度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

  《萌芽》:文艺月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创刊,鲁迅、冯雪峰主编。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出至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旋即停刊。

  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大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

  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艺术论》:鲁迅曾译过两种《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文选集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文集。这里指前者。“投降”,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著有长篇小说《女性赞》、《活偶像》等。

  [21]冈泽秀虎(1902—1973)日本文艺批评家,俄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苏联、俄国文学理论》、《集团主义的文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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