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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


  雾城先生:

  昨天才寄一函,今日即收到十六日来信,备悉种种。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我曾经看过MK社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1〕的《木刻集》(那书上有我的序,不过给我看的画,和现在所印者不同),觉得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

  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

  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

  前回说过的印本〔2〕,或者再由我想一想,印一回试试看,可选之作不多,也许只能作为“年刊”,或不定期刊,数目恐怕也不会在三十幅以上。不过罗君〔3〕自说要出专集,克白〔4〕的住址我不知道,能否收集,是一个疑问,那么,一本也只有二十余幅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四月十九日

  又

  前信谓先生有几幅已寄他处发表,我想他们未必用,即用,也一定缩小,这回也仍可收入的。

  注释:

  〔1〕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员为刘岘、黄新波。《木刻集》,即该社自编的《无名木刻集》,署“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鲁迅曾为之作《〈无名木刻集〉序》,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印本指后来印成的《木刻纪程》。

  〔3〕罗君指罗清桢。

  〔4〕克白即陈铁耕。参看331204信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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