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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

  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

  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

  “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下里巴人”: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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