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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日记(1)


  豫序

  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

  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什么做了一点白话,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

  我这回的日记,却不是那样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简单的,现在还没有,想要写起来。四五天以前看见半农,说是要编《世界日报》的副刊去,你得寄一点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喽。然而稿子呢?这可着实为难。看副刊的大抵是学生,都是过来人,做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或“人心不古议”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样的味道。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那证据,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平时接着一懒,便搁下,忘掉了。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类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画到簿。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

  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所以这日记要有多么长,现在一点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记于东壁下。

  【注释】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八日、十日、十二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

  段祺瑞曾著《二感篇》,发表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八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分《内感》与《外感》两篇。“内感”是对国内时局的感想;“外感”是对国际时局的感想。在《内感》篇内,他大谈封建的“道德仁义”,满含杀机地说:“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不加裁制。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这里的“外冒篇”是对段祺瑞的讽刺。

  李慈铭(1830—1894):字无心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末文学家。所著《越缦堂日记》,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〇年影印出版。

  “有厚望焉”: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段祺瑞在逃往天津前发出八道“命令”。第一道“严禁赤化”中说:“惟是共产之祸,举国非之,及今不图,何以为国,尚望各省军民长官,国内耆旧,设法消弭,勿任滋蔓,有厚望焉。”这里是顺笔对段的讽刺。

  《世界日报》:成舍我主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该报请刘半农编辑副刊。据《鲁迅日记》,刘在六月十八日访作者约稿。作者便自六月二十五日起为该刊写了《马上日记》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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