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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之行历及性格


  《史记》有《屈原列传》,载原事迹颇详,举其大概则:

  一,原为楚同姓贵族。

  二,原事楚怀王,官左徒,曾大被信任。

  三,原为同列上官大夫所排,遂被疏放。然犹尝任齐使。

  四,怀王十六年(西纪前三一三),秦张仪谲诈怀王绝齐交,破合纵之局。原请杀张仪。

  五,怀王三十年(前二九九),秦昭王诱怀王会武关,原谏不听。王遂被胁留,客死于秦。

  六,顷襄王立(前二九八),原为令尹子兰所谮,王怒而迁放之。原遂自沉。

  关于屈原身世之唯一的资料,只有此传,后此言原事者皆本之。故汉王逸谓:“原在怀王时被谗见疏作《离骚》……顷襄王迁原于江南,原复作《九歌》《天问》《远游》《九章》《卜居》《渔父》等篇。”宋洪兴祖谓:“原被放在怀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复召用之,顷襄王立,复放。”

  惟清王懋竑不信《史记》,谓原决无再召再放事,谓原决不及见顷襄王。其言曰:“《卜居》言‘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哀郢》言‘九年而不复’,‘壹反之无时’,则初无召用再放之事。”(《白田草堂存稿》卷三《书(楚辞)后》,下同。)又云:“谏怀王入秦者,据《楚世家》乃昭雎,非屈原也。夫原谏王不听而卒被留,以致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诸篇乃无一语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风》临绝之音,愤懑伉激,略无所讳,而亦只反复于隐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于国家,则但言其委衔勒,弃舟檝,将卒于乱亡,而不云祸殃之已至是也。是诱会被留,乃原所不及见,而顷襄王之立,则原之自沉久矣。”懋竑所辩尚多,皆从原作品本身立反证,极有价值。又传中令尹子兰等事,亦不足信。朱熹云:“《楚辞》以香草比君子,然以世乱俗衰,人多变节,遂深责椒、兰之不可恃,而揭车、江离,亦以次书罪,初非以为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者也。而史迁作《屈原传》乃有令尹子兰之说,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因之又讹以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流误千载,无一人觉其非,甚可叹也。使其果然,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榝之俦,盖不知其几人矣。”(《楚辞辩证》卷上。)

  上所论难,皆可谓读书得间。要之,《史记》所载古代史迹,本多采自传闻,鉴别非甚精审,况后人窜乱亦多;即以《屈原列传》论,篇中自相矛盾处且不少(王懋竑列举之),故吾侪良不宜轻信,更不宜牵合附会以曲为之说。大概屈原为楚贵族,生卒于西纪前四世纪之下半纪。曾一度与闻国政,未几被黜放,放后逾九年乃自杀。其足迹在今湖北、湖南两省,亦或尝至江西。此为屈原之基本的史迹,过此以往,阙疑可也。

  司马光谓屈原“过于中庸,不可以训”,故所作《通鉴》,削原事不载。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吾尝有《屈原研究》一篇(见《学术讲演集》第三辑),关于此点,论列颇详尽,可参看。(彼文关于屈原史迹及作品之考证与斯篇稍有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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