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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左传》法之一


  我国现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观念读之,固无一能尽如人意,但吾侪试思,西历纪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几何?《左传》一书,无论其原本为分国纪载或编年纪载,要之不失为一种有系统有别裁的作品,在全人类历史学界为一先进者,故吾侪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已认此书为有精读的必要。若专就本国文献论,则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故吾以为欲断代的研究国史,当以春秋时代为出发点,若侈谈三代以前,则易为神话所乱,失史家严正态度。若仅注重秦、汉以后,则中国国民性之根核,社会组织变迁之脉络等,将皆无从理解。故吾常谓治国史者,以清代史为最要;次则春秋、战国。战国苦无良史,(《战国策》文学臭味太浓,非严格的史。)而春秋时代幸有一《左传》,吾侪宜如何珍惜而宝习也!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盖此书性质虽属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状,常能为撮影的记述。试以《资治通鉴》比之,当感《通鉴》纯为政治的,而《左传》实兼为社会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识特高,抑亦历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时代,各地方皆在较狭的区域内分化发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并无超越的中心点,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以京师政局作主脑者有异。其二,彼时代之社会组织纯为阶级的,一切文化皆贵族阶级之产物;贵族阶级,虽非多数的,然究竟已为复数的,故其史本与后来之专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异。《左传》所叙述之对象——史的实质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价值也。

  古今治《左传》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论,吾以为莫良于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彼书盖先定出若干门类为自己研究范围,然后将全部书拆散,撷取各部分资料以供自己驾驭。《礼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顾书真能善属而善比者。吾以为凡读史皆当用此法,不独《左传》也。但吾对于此书稍觉不满者有三端。第一,嫌其体裁专限于表。用表法诚极善,顾书各表,惨淡经营,令人心折者诚极多,但仍有许多资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顾氏以“表”名其书,自不容不以能表者为限。吾侪赓续研治,则须广其意以尽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于政治。《左传》本属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当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项,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补之。第三,嫌其多表释经语。“《左氏》不传《春秋》”为吾侪所确信,今对于刘歆引传释经之语,研究其义例,非惟枉费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为对于顾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则吾无间然,愿学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皆仿袁枢治《通鉴》之例,以一事之起讫编年,此亦读《左氏》之一法。惟其所分之事,或失诸细碎,而大者反割裂遗漏。学者如能用其法,而以己之律令断制之,所得或较多也。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以上所述,皆史学家应采之通法,无论读何史皆可用之,不独《左传》。但《左传》既为最古之史,且内容甚丰,取材较易,先从彼着手,最可引起趣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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