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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徵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

  (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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