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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诸君,我们国内因为图书馆事业日渐发达,大家感觉有联络合作之必要,于是商量组织全国的图书馆协会,筹备多时,幸见成立。又适值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鲍士伟博士来游,我们得于协会成立之日顺带着欢迎,尤为本会荣幸。鄙人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前途,及图书馆协会应负的责任,颇有一点感想,今日深喜得这机会和本会同人商榷,并请教于鲍博士。

   鲍博士到中国以来,在各地方,在北京,曾有多次演说,极力提倡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及其管理方法等项,大指在设法令全国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以及设法令国内多数图书馆对于贮书借书等项,力求改良便利,这些都是美国“图书馆学”里头多年的重大问题,经许多讨论,许多试验,得有最良成绩。鲍博士一一指示我们,我们不胜感谢。我们绝对地承认群众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很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才能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是否应从扩充群众图书馆下手,我以为很是一个问题。

   图书馆有两个要素:一是“读者”,二是“读物”。美国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者,满街皆是。因为群众既已有此需求,那些著作家自然会供给他们,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物很丰富,而且日新月异,能引起读者兴味,美国的群众图书馆所以成效卓著,皆由于此。现时的中国怎么样呢?头一件,就读者方面论,实以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为中坚,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官吏及商家,下而贩夫走卒,以至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纵有极完美的图书馆,也没有法儿请他们踏到馆的门限。这种诚然是极可悲的现象,我们将来总要努力改变它。但在这种现象没有改变以前,群众图书馆无论办理得如何完善,我敢说总是白设罢了。第二件,就读物方面论,试问馆中储备的是什么书,外国文书吗,请问群众中有几个人会看?中国旧书吗,浩如烟海,未经整理叫一般人何从读起,读来哪能有兴味?然则只有靠近人著作和外国书的译本了,我问有几部书能适应群众要求,令群众看着有趣且有益,若讲一般群众最欢迎的读物,恐怕仍是《施公案》《天雨花》一类的旧书,和《礼拜六》一类的定期出版物。这些读物,难道我们还有提倡的必要吗?所以现在若要办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叫我推荐读物,以我的固陋,只怕连十部也举不出来。

   事实既已如此,所以据我的愚见,以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它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

   然则中国今日图书馆事业该向哪条路发展呢?我毫不迟疑地提出答案道:

   (一)就读者方面,只是供给少数对于学术有研究兴味的人的利用,纵使有人骂他是“贵族式”,但在过渡时代,不能不以此自甘。

   (二)就读物方面,当然是搜罗外国文的专门名著和中国古籍,明知很少人能读,更少人喜读,但我们希望因此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出来。

   以上所说现在中国图书馆进行方针若还不错,那么,我们中国图书馆协会应负何种责任呢?我以为有两种:第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

   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它,也要很费心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地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

   诸君都知道,我们图书馆协会的专门组内中有“分类”“编目”两组,若在外国图书馆,这些问题早已决定,只消把杜威的十进表格照填便了,何必更分组去研究。中国书却不是这样简单得容易办了。试观外国各大图书馆,所藏中国书都很不少,但欲使阅览人对于所藏书充分应用能和读外国书一样利便,只怕还早得很哩。外国图书馆学者并非见不及此,也未尝不想努力设法求应用效率之加增,然而经许多年,到底不能得满意的结果。此无他,这种事业是要中国人做的,外国学者无论学识如何渊博,决不能代庖。

   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总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很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柢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就分类论,呆分经史子集四部,穷屈不适用,早已为人所公认,若勉强比附杜威的分类,其穷屈只怕比四部更甚。所以我们不能不重新求出一个分类标准来。但这事说来似易,越做下去越感困难。头一件,分类要为“科学的”(最少也要近于科学的)。第二件,要能把古今书籍的性质无遗。依我看,这里头就包含许多冲突的问题,非经多数人的继续研究,实地试验,不能决定。

   就编目论,表面上看,像是分类问题决定之后,编目是迎刃而解。其他如书名人名的便检目录,只要采用外国通行方法,更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分类虽定,到底哪部书应归哪类,试随举十部书,大概总有四五部要发生问题。非用极麻烦工夫将逐部内容审查清楚之后,不能归类。而且越审查越觉其所跨之类甚多,任归何类,皆有偏枯不适之处。章实斋对于这问题的救济,提出两个极重要而极繁难的原则,一曰“互见”,二曰“裁篇别出”。这两个原则,在章氏以前,惟山阴祁家《淡生堂编目》曾经用过,此后竟没人再试。我以为中国若要编成一部科学的利便的图书目录,非从这方面下苦工不可。

   我们图书馆协会所以特设这“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就是认定这两种事业很重大而很困难,要合群策群力共肩此责任。

   此外,我还有一个重大提案,曰“编纂新式类书”。编类书事业,我们中国发达最早。当梁武帝时(五○二至五四九)已经编成多种,其目见于《隋书·经籍志》,此后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图书集成》等,屡代皆有,大率靠政府力量编成。这些书或存或佚,其存者,供后人研究的利便实不少。但编纂方法,用今日眼光看来,当然缺点甚多,有改造的必要。这件事,若以历史的先例而论,自应由政府担任。但在今日的政治现状之下,断然谈不到此,而且官局编书总有种种毛病,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我以为应由社会上学术团体努力从事,而最适宜者莫如图书馆协会,因为图书馆最大任务,在使阅览人对于任何问题着手研究,立刻可以在图书馆中得着资料,而且馆中所有设备可以当他的顾问。我们中国图书馆想达到这种目的吗?以“浩如烟海”的古籍,真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所以除需要精良的分类和编目之外,还须有这样一部博大而适用的类书,才能令图书馆的应用效率增高。

   以上几件事,若切实做去,很够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出大汗绞脑髓了。成功之后,却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

   我所说本协会头一件责任“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意见大略如此。其详细条理,容更陆续提出求教于同人。

   至于第二件“养成图书馆管理人才”,这种需要,显而易见,无待多说明。图书馆学在现代已成一种专门科学,然而国内有深造研究的人依然很缺乏。管理人才都还没有,而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这些钱不是白费吗?所以我以为当推广图书馆事业之先,有培养人才之必要。培养之法,不能专靠一个光杆的图书馆学校,最好是有一个规模完整的图书馆,将学校附设其中,一面教以理论,一面从事实习。但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我们培养图书馆人才,不单是有普通图书馆学智识便算满足,当然对于所谓“中国的图书馆学”,要靠它做发源地。

   由此说来,中国图书馆协会所以有成立的必要,也可以明白了。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实在感觉自己对于本国文化世界文化都负有很重大责任。然而这种责任,绝非一个人或一个图书馆可以担负得下,因此不能不实行联络。在合作互助的精神之下,各尽其能力以从事于所应做的工作。协会的具体事业,依我个人所希望,最重要者如下:

   第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大家抖擞精神干去。各图书馆或个人,先在一定期间内,各提出具体方案,交换讨论,到意见渐趋一致的时候,由大会公决,即作为本协会意见。凡参加本协会之图书馆,即遵照决议,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

   第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它作研究中心。所以主张“一个”者,因为若要多设,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够。与其贪多骛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支发展。

   第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附设一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

   第四,这个模范图书馆当然是完全公开的,如鲍博士所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种种办法都在里头斟酌试验。

   第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

   以上五项,都不是一个图书馆或一个私人所能办到的,不能不望诸图书馆协会。协会所以成立的意义和价值,我以为就在此。

   我所积极希望的事项如此,还有消极反对的两事:

   第一,我反对多设“阅书报社式”的群众图书馆。群众图书馆,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而且将来还希向这条路进行,但在今日现状之下,我以为徒花冤枉钱,绝无实益。

   第二,若将来全国图书馆事业等有确实基金之后,我反对现存的图书馆要求补助。头一个理由,因为基金总不是容易筹得的,便筹得也不会很多,集中起来还可以办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业,分开了效率便等于零。第二个理由,因为补助易起争论,结果会各馆横生意见,把协会的精神涣散了,目的丧失了。

   今日所讲,虽是我个人私见,我想在座诸君也多半同感。我信得过我们协会成立之后,一定能替全世界的图书馆学界增一道新光明。我很高兴地追随诸君之后努力做一部分的工作。

   (十四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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