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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官之后的王安石(2)


  (考异九)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郑侠上疏,将流民扶老携幼困顿苦痛的样子,绘了一幅图画,献给皇上,并且说:“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导致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爷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流着眼泪对皇上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对他产生了疑问,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位,让他做了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天我们通过他写的这些辞职报告可以证明,事实与《宋史》的记载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辞职报告连续递交了六次,虽然被皇帝接受了,但仍然想把他留在京城。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能这样做吗?而且,接替王安石担任宰相的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推荐的,皇帝如果是听信了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为什么还要用他所推荐的人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史》没有一处不是在胡说八道。

  王安石自从获得了这个闲散职位,就把他剩余的精力都用来著书立说了,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巨著。不到一年,他又被召回,做了宰相。显然,当时神宗曾与他有过约定,说是再召他回京的话,他不能推辞,才放他回去的,所以,他在辞职信里一再说“将来再有用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前去了。然而,再次为相一年有余,退隐江湖的意愿,越来越阻挡不住了,终于再次引退。他多次上奏,皇上都不允许,最后甚至告诉他,不要再提引退的事了。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请王珪出面为他说话。他的文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不能敷衍了事。近来我在为工作操心之余,病又加重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划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疏和耽误,又怎能对得起皇上任用我的心意呢?何况,自从春天以来,我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已经上疏四五次了。如今,我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已经没有再继续做下去的道理了。所以,特别要仰仗你的帮助,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委婉地为我说说话,也好早一点遂了我的心愿,不应该再被皇上留下,从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

  他的第二封信是这样写的:

  承蒙您能亲临我家,传达皇上的旨意,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我独自一人在外做官,常有无助之感。恰好遇到神宗皇帝,不顾众人的批评指责,把宰相的工作托付给我,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牺牲了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行为既不能取悦于众人,而皇亲国戚、朝中大臣又对我十分不满,怨声载道。我的才智不足以做到了解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而阴险邪恶之人又常在往来亲密的朋友之中。而且,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时间又这么久,难免有到达极限的担忧。我的意气也已衰退,精力更显疲惫,也担心影响工作。我看前世那些大臣,到了这种时候,还不请求辞官回家,而且最终没有使国家受到损害的,大概从未有过。由于这个原因,我宁肯接受故意逃避责任的指责,想在过失没有积累太多的时候,能够急流勇退,回归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不做非分之想的大臣。希望天下后世之人,对于皇上选拔任命的官员,没有什么讥讽议论的地方。您是一个我所尊敬的人,正值您主持朝中大政,从大处说,为了朝廷的事业,从小处说,顾及我们的友谊,您应该多少考虑一下我的情况,替我向皇上陈述一下我的意愿,既然皇上没有准许我上奏表章,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一番话上。我心中对您的感激之情,是书信难以传达的,只有请您对我多加同情和体察。

  王安石这个时候大概病得更厉害了,已经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所以,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再次担任宰相之后,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辞职多达四五次。皇帝很久没有召见他,于是又请求同僚给予帮助。他说得很诚恳,主要是担心自己在职位上耽误了工作,以至于拖累了国家,怕给皇帝带来不能知人善任的负面影响。到了这个时候,神宗也知道王安石是非走不可,不可挽回了。于是,给了他一个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位,增加食邑一千户,实际享用的封户四百户,并且赐给他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的称号。大概让宰相居住在京城之外,这是宋代以礼优待有功之臣的特例了。王安石多次请求辞去这些封号和赏赐,都没有得到允许。又过了一年,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拜他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他在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十年,皇上的赏赐问候一直不间断,直到神宗去世,实行王安石的政策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排挤,皇上非常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了他的儿子王雱死的时候,他特别的悲伤,坚决要求辞去他的职务,皇上更加讨厌他,罢免了他的职务,让他到江宁府去,一直到神宗去世都没有再召见他。”国家的史官说:“嘿,《宋史》竟敢这样诬蔑王安石,甚至诬蔑宋神宗,也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谢职务的本意,在前面抄录的几篇文章中都有表达,就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不要自满自足,担心工作受到影响,恐怕连累了皇上,给人留下不能知人善任的话柄,他在处理一个大臣的进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遗憾的。王安石已经离去,皇上还以宰相的身份尊崇他,封他为荆公、为舒国公、为左仆射、为特进,没有一年不派人慰问,并赏赐汤药,他的谢表收录在文集中的就有数十篇。神宗对于这个辞职引退的臣子,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况且,当他第二次辞职的时候,从春天到冬天,上了好几次表章,都没有同意他的请求,直到不许他再上表章,陈说此事,不得已他才拜托同僚为他求情。试想王安石去志已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想要再起用他,这怎么可能呢?曾公亮曾经说过:“皇上与王安石就像一个人。”神宗自己也说过:“自古以来的君臣,像我与王安石这样相互了解的极少。”正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相互了解得很深,所以才能不仅了解他的才干,了解他的德行,而且了解他的志向。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官职的时候曾说,以后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所以,一听到神宗召唤他,马上应召前往,履行他的诺言。等到第二次辞去职务以后,能够报答君主的事已经做完了,也就不能再挽留了,神宗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只有用恩赐和慰问来酬谢他的功劳,不再强迫他担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十年没有召见他的原因。如果按照《宋史》的说法,一会儿说皇上讨厌他,一会儿说皇上更讨厌他了,一会儿又说皇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如王安石做宰相而皇帝讨厌他,直接罢免了他,把他赶走,不就完了吗?难道王安石拥兵自重,皇帝担心投鼠忌器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说皇上以礼优待大臣,给他留有面子,那么在他提出辞职的时候答应他也是可以的呀,为什么每次辞职都要再三恳求,仍然得不到允许,甚至不许他再提辞职的请求呢?而且,皇上既然讨厌他,那么,王安石已经走了,新法应该很快得到纠正啊,对上可以安慰太后的心并保全他孝顺的名声,自己也可以稍微宽解一下厌恶他的心情,为什么新法在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78—1085年)年间实行,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呢?吕惠卿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他一离开就罢而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废除一项。由此可见,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如同一人”,并没有错。我曾私下里谈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真的是很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一起做过小吏,后来萧何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功臣里位居第一。其后也有许多封赏,买了田地房屋,但君对臣子不信任,臣子对君也有所怀疑,结果最终还是把萧何抓起来杀了。唐太宗说到魏征,甚至有“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的说法。魏征死后,唐太宗还亲自撰写碑文,又答应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但没过几个月,就推倒了石碑,撕毁了婚约。但是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大概是君与臣心里都只有国家,只有百姓,而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而他们在谋划事情时的见识,做事时的勇气,都足以相辅相成,所以才能沆瀣一气,始终亲密无间啊。宋代儒生中的小人,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所以,他们诋毁王安石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待宋神宗,大概也是如此。但他们毕竟不敢直接诋毁宋神宗,而实际上,诋毁王安石就等于诋毁宋神宗啊,于是不得不造谣说,皇上厌恶王安石,皇上更厌恶王安石了,殊不知,皇上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人们都是历历在目,看得很清楚的;皇上在王安石之后仍然想着完成王安石开创的事业,人们也都历历在目,看得很清楚的。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神宗如果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不能瞑目于九泉的。假使王安石真如苏洵所说,是王衍、卢杞二人的合二为一,那么,神宗一定也如杨用修所说,是把周赧王、秦二世、汉桓帝、汉灵帝合为一体的人物,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融为一体,有功则都有功,有罪则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不肖就都不肖。如今既想把王安石说成是共工或鲧,又不得不把神宗说成是尧舜,进退失去依据,才制造出这样相互矛盾的言论,不是太可悲了吗?而且还把它写进正史,以一手而遮掩天下的耳目,竟然瞒了一千年。可见,肮脏的历史毒害天下,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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