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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论(2)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

  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的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滋生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之中,宋太宗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得泪流满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王安石)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如果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由于荆公(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就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怎么能责备荆公(王安石)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王安石)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一定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王安石)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王安石)的治国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王安石)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王安石)。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王安石)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辨,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王安石)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

  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谿的蔡上翔先生(字元凤),用毕生的精力,作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好恶之心,也就罢了。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施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都不禁欷歔感叹,为什么像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南宋)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像杨用修(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几位都是篡夺皇帝权位的人)合成的一个人,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辙),曾作《温国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著《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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