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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两畸儒(2)


  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紬绎后,不能见出。可惜,我未曾用这种苦功,而且这部小讲义中也难多讲。简单说:

  一、他认“生理体”为实有。

  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

  三、这个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

  依我很粗浅的窥测,船山哲学要点大略如此。若所测不甚错,那么,我敢说他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因为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没有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另一问题。他这种治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健实许多了。他著作中有关于法相宗的书两种,或者他的思想受法相宗一点儿影响,也未可知。

  亭林极端的排斥哲理谈——最不喜讲“性与天道”。船山不然,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为什么如此呢?船山盖认为有不容已者。他说: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与善皆属沤瀑,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下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张子正蒙注·自序》

  船山之意以为,要解决人生问题,须先讲明人之所以生。若把这个问题囫囵躲过不讲,那么,人类生活之向上便无根据,无从鞭策起来。否则为不正当的讲法所误,致人生越发陷于不安定。船山所以不废哲理谈者,意盖在此。

  船山虽喜言哲理,然而对于纯主观的玄谈,则大反对。他说:

  经云“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递推其先,则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盖尝论之: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则君子之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耳。……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庄周、瞿昙氏之所谓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行焉而不得,处焉而不宜,则固然矣。于是曰:“吾将不行,奚不得?不处,奚不宜?”乃势不容已,而抑必与物接,则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有儒之驳者起焉,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惮至善之难止也。……于是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见,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泯,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罗织朱子之过,而以穷理格物为其大罪。天下之畏难苟安以希冀不劳,无所忌惮而坐致圣贤者,翕然起而从之。……《大学衍补传》

  船山反对王学的根本理由大概如此,他所以想另创新哲学的理由亦在此。至于他的哲学全系统如何?我因为没有研究清楚,不敢多说。有志研究的人,请把他所著《正蒙注》《思问录·内篇》做中坚,再博看他别的著作,或者可以整理出来。

  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若拿出来和吕东莱的《东莱博议》、张天如的《历代史论》等量齐观,那便错了。“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现在事过境迁,这类话倒觉无甚意义了。

  船山本来不是考证学派,但他的经说,考核精详者也不少。邓湘皋说:“当代经师,后先生而兴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底。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裨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湘皋这话很不错,越发可见船山学问规模之博大了。

  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着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但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

  有一位大师,在本国几乎没有人知道,然而在外国发生莫大影响者,曰朱舜水。日本史家通行一句话,说“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说到这句话,自然要联想到朱舜水。

  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二十八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1600-1682),年83。他是王阳明、黄梨洲的胞同乡。他比梨洲长11岁,比亭林长14岁,他和亭林同一年死,仅迟三个月。最奇怪的,我们研究他的传记,知道他也曾和梨洲同在舟山一年,然而他们俩像未曾相识。其余东南学者,也并没有一位和他有来往。他的“深藏若虚”,可比船山还加几倍了。

  崇祯十七年明亡时候,他已经45岁了。他早年便绝意仕进,那时不过一位贡生,并无官职。福王建号南京,马士英要罗致他,他不就,逃跑了。从南京失陷起,到永历被害止,十五年间,他时而跑日本,跑安南,跑暹罗,时而返国内,日日奔走国事。他曾和张苍水煌言在舟山共事,他曾入四明山助王完勋翊练寨兵,他曾和冯跻仲京第到日本乞师,他曾随郑延平成功入长江北伐。到最后百无可为,他因为抵死不肯剃发,只得亡命日本以终老。当时日本排斥外人,不许居住,有几位民间志士敬重他为人,设法破例留他住在长崎。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他到东京,待以宾师之礼。光国亲受业为弟子。其余藩侯藩士(日本当时纯为封建制,像我国春秋时代),请业的很多。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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