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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2)


  亭林欲树人格的藩篱,简单直捷提出一个“耻”字。他说: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同上“廉耻”条

  亭林以为无耻之习中于人心,非闹到全个社会灭亡不止。他尝借魏晋间风俗立论,极沉痛地说道: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上“正始”条

  他确信改良社会,是学者的天职,所以要人人打叠自己,说道:

  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

  又说:

  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

  他自己称述生平说:

  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人书》十一他教训他最亲爱的门生,没有多话,但说:

  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总而言之,亭林是教人竖起极坚强的意志抵抗恶社会。其下手方法,尤在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最低限度,要个人不至与流俗同化;进一步,还要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我们试读亭林著作,这种精神,几于无处不流露。他一生行谊,又实在能把这种理想人格实现。所以他的说话,虽没有什么精微玄妙,但那种独往独来的精神,能令几百年后后生小子如我辈者,尚且“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亭林教人做学问,专标“博学于文”一语。所谓“文”者,非辞章之谓。“文”之本训,指木之纹理,故凡事物之条理亦皆谓之文。古书“文”字皆作此解。亭林说: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谓礼。《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条

  亭林专标“博学于文”,其目的在反对宋明学者以谈心说性为学。他解释《论语》道:“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故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其意以为,所谓人生哲学(性),所谓宇宙原理(天道),都散寄于事物条理(文章)之中。我们做学问,最要紧是用客观工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这便是“博学于文”。若厌他琐碎,嫌他粗浅,而专用主观的冥想去求“性与天道”,那却失之远了。他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同上正指此辈。

  然则他自己博学于文的方法怎么样呢?他虽没有详细指授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的传记和著述中约略看出些来。

  书籍自然是学问主要的资料。亭林之好读书,盖其天性。潘次耕《日知录序》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据他自己说,11岁便读《资治通鉴》《文集》卷二《钞书自序》。他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从崇祯己卯起,凡阅书一千余部《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崇祯己卯,他年才26耳,其少年之用力如此。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文集》卷四《与次耕书》其老年之用力如此。他说:“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什而七八。赤豹……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文集》卷五《与人书》六大概亭林自少至老,真无一日不在读书中。他旅行的时候极多,所计划事情尤不少,却并不因此废学。这种剧而不乱、老而不衰的精神,实在是他学问大成的主要条件。

  亭林读书,并非专读古书。他最注意当时的记录,又不徒向书籍中讨生活,而最重实地调查。潘次耕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序》全谢山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碑铭》可见亭林是最尊实验的人。试细读《日知录》中论制度论风俗各条,便可以看出他许多资料,非专从纸片上可得。就这一点论,后来的古典考证家,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钞书”。《文集》卷二《钞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钞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钞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钞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钞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钞而不在著。

  有人问:“这样做学问法,不是很容易吗?谁又不会钞?”哈哈!不然不然。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钞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废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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