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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2)


  陈悔庐汝咸说:

  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滥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而其归穷于蕺山慎独之旨,乍听之似驳,而实未尝不醇。全谢山《大理陈公神道碑铭》

  这两段话对于梨洲学风,说得最为明白。谢山虽极其崇拜梨洲,然亦不阿其所好。他说:

  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鲒埼亭集·答问学术帖子》

  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也说得公平。总之梨洲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

  梨洲之学,自然是以阳明为根柢,但他对于阳明所谓“致良知”有一种新解释,他说:

  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然;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枉用工夫。所以他于对本体的测度想象,都认为无益。梨洲的见解如此,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所以我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开卷第一篇《原君》,从社会起源说起,先论君主之职务,次说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以为汤、武不当诛之。……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其《原法》篇云: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其《学校》篇说: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拔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现行的《明史》,大半是万季野稿本;而季野之史学,实传自梨洲。梨洲替季野作《历代史表序》,其末段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约》卷四前明遗献,大率皆惓惓于国史。梨洲这段话,足见其感慨之深。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全作《神道碑铭》,缕举多条。他关于史学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书;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有《行朝录》八种:一、《隆武纪年》,二、《赣州失事记》,三、《绍武争立纪》,四、《鲁纪年》,五、《舟山兴废》,六、《日本乞师纪》,七、《四明山寨纪》,八、《永历纪年》。其余如《赐姓本末》(记郑成功事)、《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今尚存,都是南明极重要史料。而其在学术上千古不磨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

  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梨洲一手著成。《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凡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所以欲知梨洲面目,当从《明儒学案》求之。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不可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那书卷首有“发凡”八条,说:

  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这书以阳明学派为中坚。因为当时时代精神焦点所在,应该如此。但他对于阳明以外各学派,各还他相当位置,并不抹杀,正合第一条件。他又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

  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梨洲自己说“皆从各人全集纂要钩玄”,可见他用功甚苦。但我们所尤佩服者,在他有眼光能纂钩得出,这是合第二个条件。梨洲之前,有位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他的范围形式都和《明儒学案》差不多。梨洲批评他道:“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拿别人的话作自己注脚,这是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案之前,各做一篇极翔实的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令读者能把这个人的人格捉摸到手,这是合第四个条件。所以《明儒学案》这部书,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

  此外梨洲之重要著作,如《易学象数论》六卷,为辩河洛方位图说之非,为后来胡胐明渭《易图明辨》的先导。如《授书随笔》一卷,则阎百诗若璩问《尚书》而作此告之,实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先导。这两部书都于清代经学极有关系。他又最喜历算之学,著有《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授时历假如》《西历、回回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圜八线解》《测圜要义》等书,皆在梅定九文鼎以前,多所发明。其遗文则有《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自删定为《南雷文约》四卷。又尝辑明代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续辑《宋文鉴》《元文钞》,皆未成。

  他的兄弟宗炎,字晦木,倜傥权奇过梨洲,尝以奔走国事为清吏所捕,梨洲集壮士以计篡取之。著有《忧患学易》一书,考证《太极图》出自道士陈抟。其书今佚。梨洲子耒史,能传家学,续辑《学案》,又从梅定九学算,有著书。

  梨洲弟子最著者万充宗斯大、万季野斯同兄弟,别见次讲。

  阳明、蕺山、梨洲,皆浙东人。所以王学入到清代,各处都渐渐衰息,唯浙东的流风余韵,还传衍得很长。阳明同县(余姚)人著籍弟子最显者,曰徐曰仁爱、钱绪山德洪。明清之交名其学者,则梨洲与沈求如国模。求如亲受业绪山,年辈在梨洲上,国变时已八十余岁了。他的学风和梨洲不同,全然属于周海门汝登一派,几与禅宗无异。梨洲少年时,曾极力和他抗辩。余姚之姚江书院,实求如所创。求如弟子最著者曰韩遗韩孔当、邵鲁公曾可,相继主讲姚江书院。而梨洲则倡证人学会。故康熙初年浙东王学,略成沈、黄两派对峙的形势。鲁公之孙邵念鲁廷采受业韩孔当,又从梨洲学算。念鲁继主姚江讲座最久,两派始归于一。时清圣祖提倡程朱学,孙承泽、熊锡履辈揣摩风气,专以诋毁阳明为事,念鲁常侃侃与抗不稍慑,著有《阳明王子传》《蕺山刘子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姚江书院志略》《东南纪事》记南明闽浙事、《西南纪事》记南明滇桂事、《思复堂文集》等书。盖阳明同里后辈能昌其学者,以念鲁为殿,其兼擅史学,则梨洲之教也。念鲁族孙二云晋涵,为乾嘉间小学名家,亦邃于史。而鄞县全谢山祖望与二云最交亲,同为浙学后劲,下方更专篇论之。

  阳明虽浙人,而在赣服官讲学最久,故当时门下以江右为最盛。其后中绝殆将百年了,及康熙末而有临川李穆堂绂出。乾隆十五年卒,年78。穆堂并未尝以讲学自居,然其气象俊伟,纯从王学得来。他历仕康、雍、乾三朝,内而卿贰,外而督抚,皆经屡任。他办事极风烈而又条理缜密,但赋性伉直,常触忤权贵,所以一生风波极多。暮年卒以锢废终,而其气不稍挫。全谢山所作《临川李公神道碑铭》说:

  公以博闻强识之学,朝章国故,如肉贯串,抵掌而谈,如决溃堤而东注。不学之徒,已望风不敢前席。而公扬休山立,左顾右盼,千人皆废,未尝肯少接以温言。故不特同事者恶之,即班行者亦多畏之。尝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于圣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且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终身不复与公接。……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为不传之秘,则公之道宜其所往辄穷也。《鲒埼亭集》卷十七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风摩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明末王学全盛时,依附王学的人,我们很觉得可厌。清康雍间,王学为众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学自任者,我们却不能不崇拜到极地。并非有意立异,实则个人品格,要在这种地方才看出来。清代“朱学者流”——所谓以名臣兼名儒者,从我们眼中看来,真是一文不值。据我个人的批评,敢说清代理学家,陆王学派还有人物,程朱学派绝无人物。参看第九讲程朱学派。李穆堂却算是陆王派之最后一人了。他所著书有《穆堂类稿》五十卷,《续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阳明学录》若干卷。除《类稿》外,今不传。

  邵念鲁、全谢山结浙中王学之局,李穆堂结江右王学之局。这个伟大学派,自此以后,便仅成为历史上名词了。

  我因为讲黄梨洲,顺带着把王学讲个结束,已经将时代躐讲几十年了。以后仍请读者回转眼光,再看明末清初别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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