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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康先生传(1)


  清光绪二十七年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虽然,文明弱之国,人物之资格易;文明盛之国,人物之资格难。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

  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法兰西之拿破仑,应时之人物也,卢梭则先时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儿,应时之人物也,玛志尼则先时之人物也;日本之西乡、木户、大久保,应时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则先时之人物也。其为人物一也,而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是亦豪杰之有幸、有不幸乎?虽然,为一身计,则与其为先时之人物,诚不如为应时之人物;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之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何则?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为一世人所誉,则必为一世人所毁;非为一世人所膜拜,则必为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不能为社会导者,非人物也;不敢与社会战者,非人物也。然则其战亦有胜败乎?曰:无有。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是故有早岁败而晚年胜者焉,有及身败而身后胜者焉。大抵其先时愈久者,则其激战也愈甚,而其获胜也愈迟。《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观人物者不可不于此留意也。

  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也,无西乡、木户、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其未出现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南海先生,吾师也,以吾而论次其传,后世或谓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 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吾而不传,曷贻来者?不揣愚陋,遂缀斯文。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先生名有为,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其先代为粤名族, 世以理学传家。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懿修,当咸丰末叶,四海鼎沸之际,以一布衣办七县团练,境内肃谧。其后朝廷以三达官某某等充全粤团练大臣,假公谋私, 气焰熏灼,而懿修独不肯以所属置彼三人势力范围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敌之、胁之、搏之,不能夺也,卒使其地确然成一自治团体,至今食其赐焉。盖其刚健任事不畏强御之风,有自来矣。父达初,早世。母劳氏,生子二人,仲曰广仁,戊戌之役死于国难,先生其伯也。先生既早孤,幼受教育于大父, 每诵读,过目不忘。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学既正,秉性尤厚,故常严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

  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惟禅宗六祖慧能,为佛家巨子,风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则明代陈白沙、湛甘泉,以讲学鸣于时,然其学系之组织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学出而陈学衰。逮于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骤倡革命,蹂躏天下之半,实为吾粤人物最有关系于全国者, 然其才略不敌湘淮,故曾军兴而洪军亡。微乎眇哉!粤人之在中国也。然则其关系之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固不得不谓自先生始。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九江者, 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 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

  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横纵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 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苏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其时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溯江峡,如桂林。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按之经历实验,学乃益进。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岁辛卯,于长兴里设黉舍焉。余与先生之关系,实始于此。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其见忌嫉于当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败后,遂开强学会于京师,一时张之洞、袁世凯之流,皆赞成焉。不数月,为政府所禁。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龂龂持之,不肯迁就。余颇怪焉。先生曰:“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大有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后卒如其言。先生之远识大胆毅力, 大率类是。乙未、丙申以后,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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