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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一年四季,无论天晴下雨,天井两边老有四五只大木盆,老有四五具用高板凳和门扇搭的临时刷洗工场,也老有七八个年轻的、半老的妇女蹲坐在大木盆边,用气力的搓,俯在门扇上,用棕刷子刷。照常理讲起来,两边各长五间的厢房,就作兴每间住两家,每家平均三人,也不过男女大小三十人而已,而天井里何以会成年成月的洗晾上那多的衣裳?这解答,户籍警察可以告诉你:有好多户的妇女都是靠洗衣裳吃饭的,她们洗的十分之九都是别人的衣裳啊!

  对于这些杂院,一如许多小铺户、小工场一样,是治安警察、户籍警察力所能及,也是随时注意的地方。他们不但彻底明瞭那些女的靠洗衣吃饭,男的靠拉车或什么出卖劳力的事吃饭,并且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上房当中,还住有一个姓白的教书先生。他只占了一间狭而长的耳房,前后两垛牛肋巴窗子,都用好几块厚薄长短木质颜色全不同的木板钉死了,不能开。其实开了也等于零,外面只两道不通风不透气的黑巷子,而前窗外还有其他用处。

  只屋山花上有两扇玻璃格子窗,高高的位置在邻家的屋沟上,不叠上两张方凳是没法去开阖它,但通气靠它,通光更靠它。光线倒很够,尤其是大晴天,偏西的太阳会慢慢从床边,从书桌,从衣橱,从布有蛛网和尘垢的泥壁,一直爬到天花板缘上的。在暑期中,房间里在下午两点后,好像烘了一盆火。白知时倒颇为满意,他说:“一切霉菌在高温九十五度以上,是绝难存在的了!”而不满意的,只在隆冬时候,许多裂了缝的泥壁和那两扇玻璃窗,虽用报纸糊了,但天花板稍高,地板不但木枕松,而且被老鼠、被潮湿弄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破洞,冷气一跑进来,就停伫在那平时倒不觉得有如此其大的空间中,而无法用热气将它驱出去。唯一救济方法,就只把那大得出奇的一道双扇房门紧紧关上,还得闩上哩,不然,门扇仍会自己打开的。

  白知时在这里已住了九年,资格相当的老。自老婆死后,国战打得更激烈;法币发得更多,物价也上爬得更快,教书收入,虽然也被一般在文武大员眼中看来好像无耻的教书匠们吵着闹着要加薪,要津贴这样,津贴那样之后,不免也自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的在增长,毕竟算是与物价竞走的乌龟。而首先使白知时痛感不快的,便是那个死硬派的房主,非一口气把租金加到百分之三百不租。

  白知时初听之下,并不是着急,而是生气;生那老寡妇房主的气,骂她损人利己,妨碍抗战!原想仍用老方法,联合一众佃户,先给那老寡妇一个警告,次来一个抗议,仍不行,便以一齐搬空相恐吓。却万万料不到刚一着手,便得到一个回答,还几乎全出于那般卖气力的朋友,他们说:“算了罢!别个拿房子出租的,也要吃饭呀!我们只要挣得出,何苦要挖苦人哩!”其余十分之一的住户,自然资力都不及白先生的人,于是便实行第二个政策。但是老寡妇和警察局的人和街正都有亲戚关系。到抗议第三月上,便被判决了:要住下去,得照房主所定,补足租金,不哩,有政府和农民银行在四郊修建的疏散房子可住,那吗迁去好了,并且政府正在做强迫疏散的工作,只管搬去住,暂时是不要钱的。

  幸而白先生耳目相当长,人事也相当宽,在社会上混了这些时,也略有经验,便取了个巧,让那一伙受了他鼓吹,而果然不肯妥协,必要坚持到底的几家人先搬了去,自己还在徘徊之时,便已得到消息了,疏散房子简直不可住:草顶盖得太稀,漏雨;地基潮湿;顶不好的是交通不便,和左右人家窎得太远;小偷太多,连不值钱的破竹椅都要;做小生意做小手艺的人家全没有活路做了。大家受不了政府的“恩惠”,要搬回来,但是何尝可能呢?第一,城门口的宪军警已在执行命令,除了阔人家的沙发钢丝床等等上等家具外,一概只准搬出,不准搬进;第二,老寡妇已喊出了:搬回来的,仍然当作新佃户,除原加的百分之三百外,再加总数的百分之百。

  白先生气炸了,很想到警察局去告她,说她借房居奇,激刺物价。但是又自行取消了,知道警察局断不会单为他一个人出气的。然则真个另找廉价房子搬家罢?也不行,只要能蔽风雨的房子,都贵了。倒有许多主人疏散下乡,而空着的高房大屋,但多不肯出租,甚至连借也不肯,说是他的房子好,家具好,租借给人,不免被人糟蹋,而自家还要常常回城居住,宁可花钱费米用些人来看守。可能出租的,又早被一般从沦陷地方逃到大后方的人士抢租了去,只有再向这伙人手上分租,一间房子的租金,又每每比他承租全院的总额还高,而且外来的人们都有帮口,说四川土话的穷朋友是不容易挤进去的。

  空下来的学校也被新兴的机关,或竟是新兴的学校住满。倒是疏散出去的本校,可以腾挪个一间半间,然而白知时起初为了友谊,为了教书的历史,不能不在甲校就一个专聘,在乙校就半个专聘,而在丙校、丁校还得应酬几个钟头,后来则是为了实际的生活起见,更不能依照官方的无情规定,只接一个学校的聘书,而所教的几个学校,又分处在南门外、西门外,还有一个在东门外的,两校相距每每二十几里,算来,现住之处,还像是中心,起码也可省去一多半的时间和脚力。

  末了,还有一法,也是在民国二十九年秋,老婆死了不久,法币才打了四折时,一个颇有眼光的朋友劝过他的那办法,即是趁房子尚便宜时,在少城买一院,或在西南门之间的菜园土买两亩,不求考究的自己修一院。可是那时又未思虑及此,十几年口讲手画辛苦积来的三千多块硬大洋,在早存在一家有信用的私家银行,按月支息四十元,贴补家缴之余,还可以时时寄一笔整数回江油去赠送那个守寡的胞妹,也即是黄敬旃的母亲。

  到二十九年,法币的折扣快打到五折,他已忧虑起来,不知道这实值一千六七百元的存款,将如何处理;恰好老婆因流产出血不止而亡,便借了伉俪情深为题,棺殓等略为奢侈了一下,于是存款实值,便只有八百多元。要买房,要修屋,除非找关系向政府借一笔疏建款子;本来是可能的,那位朋友也这样劝过他,但我们的白先生却翻着韵本凑悼亡诗去了,而借口说疏建款子是限定修建疏散住宅,“我骗来在城内买,城内修,不但良心说不过去,倘政府真个派人调查出来,岂不还犯了法?还有一层,便是轰炸业已开始,知道未来局面怎样,有远虑的人还正在拼命卖房子。别人打的是捡两文算两文的踏实主意,而我乃反而朝牛角里钻,岂非不智已极!”

  他也不完全是书呆子啦!及至法币折扣再大时,他已把那只值到五百多块大洋的存款,从银行内取出,搭在一个同乡做药材生意的股子上。到房子生问题时,虽然已打了好几个滚,可是再想买房子,已差了好些,新造哩,更差得远。何况每月还要从中抽一些出来贴补生活,光是打了住的主意,还有吃哩喝哩,穿哩戴哩,还有同乡方面,同事方面,交游方面,少不了的应酬和馈赠哩,还有黄敬旃读书的这大笔有责任的帮助哩。

  无法可想,他只好仍旧设法和老寡妇恢复了好感。商量着把原住的一间正房退了,只占了那间耳房,后面一半间灶披也不要;而检漏修理,在早本归房主的,也转由佃客担任,房租暂时不加。并准其在耳房窗根外,即是封闭的前面一垛牛肋巴窗子外,安了一只娇小不过的行灶,一只小水缸,一张窄窄的条桌,也居然好用,而且不和别家共用一个灶披,倒省了许多油盐柴米的走漏,以及清理起来,就免不了和那个见小婆娘的口角和闲气。到了后来,老寡妇一个一十岁才进高小的外孙儿要在白先生跟前补习一点算术和国文,白先生答应之后,老寡妇对他也更好了,住的问题似乎从此解决。但我们的白先生真未料到,才平静了一年又十个月,最近又发生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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