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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九


  第七章 垂死时候的钩心斗角(四)

  想不到才几天工夫,局面就变得如此地糟!

  京城电报不通,证实云南确已独立。云南独立了,贵州岂能例外?看来河山变色,已成定局;传说的摄政王爷逃出山海关外,隆裕皇太后自缢殉国,宣统皇帝不知流亡何所,大约也不全是谣言。唉!前不数日,他端方尚是权势赫赫的一员钦差大臣,尚雄心勃勃想作骆文忠公第二。而现在,不仅顿然变为一个恓恓惶惶的孤臣,甚至还四顾茫茫不知如何逃死!

  “寻根究底,都是赵老四害我!”端方颓然半瘫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上,神气索寞地向众人叹息道,“万万没有料到我这样一个淡泊宁静、胞与为怀的人,会为宵小所乘,陷于绝境。我现在心绪很乱,想不出一个自处之方。”他把那只刻不离手的鼻烟壶重新揣在怀里。举眼把坐在四周、脸色都无光彩的幕僚和随员们,看了遍,继续说道:“很不幸的是,诸君被我牵累,遘此疾凶。苟能牺牲我一人,而为诸君造福,固所愿也,但不知诸君尚有自救之方否乎?”

  他这样一说,众人怎会不被他打动?何况患难相同,只要救得了他,也救得了自己。因此,平日不大用心,只晓得遵命办事的一些人们,现在都成了诸葛亮,你三言、我四语地发出议论,并献了许多计策。

  其中似乎可以采用的,一是退回重庆去,据以自保,看形势变化如何,再作将来之计。

  但是立刻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不好吧?重庆看起来,仿佛是一个险要之处,二江交汇,四山回合,可是坏也坏在这上头。因为它是水陆交通要枢,攻易而守难,假如要据守,非有重兵不可。我们现在兵力单薄,守是说不上。并且听说午帅启节之后,地方情形很坏,朱道纽守有辞职之说,不良士绅有蠢动之势,最近几天,更不知变成何等模样。我们退回去,岂非自投罗网?恐防比在此地还要危险数倍。重庆是不能退回去的!”

  二是带着队伍,从川北取道陕西,到达汉中,再定行止。那时,武昌若已克服,则沿汉水而下,京师若还无恙,则越陕洛而上。总之,迅速离开这个四塞之邦的四川,那便“海阔随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然而不以为然的人却不少。有的担心道路迂长,既险且阻,不知走得通走不通。有的担心华北已经在闹事,陕西未必安定(他们不知道陕西早已独立,西安驻防旗人还遭了一次浩劫。因为彼时川陕间尚无电报,西北方面许多重大消息,尚未传人川境),要是贸贸然走去,说不定比去重庆还更危险。邓成拔、曾广大两人尤其不赞成。他们非常肯定说:“只怕走不到汉中府,军队就会哗变的。”

  三是不顾一切,依然奔向成都。因为从重庆到资州,系按官站走,走了八天;从资州到成都,仅仅三百八十三里,按站走,也只四天,破站走,不过三天,若是急行军,两天多一点也办得到。只要冲到成都,赵尔丰未必敢动手。献计的人还补充一层据说是尹良也以为满可行得通的办法,那便是说,成都尚有驻防旗兵好几千人,统于将军玉昆之手;玉昆与副都统奎焕一直与赵尔丰不侔,又一直颇得民心,“我们到了成都,立刻与玉昆联合,互相犄角。赵尔丰纵有不轨之心,也绝对不敢动了。只要把赵尔丰制服了,我们据守着这个省会‘任他风波险,稳坐钓鱼台’这样一来,岂特解了我们目前困厄,即于未来也有很大好处。”

  不待邓成拔、曾广大、董作泉三个人提出异议,端方本人早便闭目蹙眉叹道:“设若军心尚固,听从指挥,我何以还迟徊不进,向诸君问计?……唉!为我个人计,我倒想依照余大鸿劝我的话,轻车简从,离军到成都去,面与赵季和一谈,只要我表明不再觊觎他的总督高位,或者他可以一席之地容我苟安的……”

  不等他说完,若干张口都发起言来。嘈嘈杂杂,虽然不甚听得十分清晰,但大意不外乎不赞成他这样辱身求全。有的说,离开了军队,等于是蛟龙失水;有的说,轻去成都,无异于虎落平原。末后,夏寿田止住了众人,轻声细语说道:“午帅的话,当然是不得已而出之的下策。然而,派人去向赵季和疏解,晓以合则两利俱存,争则两败俱伤的道理,我以为仍是可以试一试。赵季和若听信了,只要我们能够平安率队到成都,那时,再想别的办法来对付他。”夏寿田用眼把众人瞬了瞬,“这是极其机密的话,不管什么人,只许听在心头,却不许泄漏一字的……对付的方法之一,比如刚才有人说的联合玉将军互为犄角,就很可采用。而且当兹革命排满潮流汹涌之际,玉将军为了自保,岂止会欢迎这么做;进一步尚会与我们同生共死,相依为命。那时节,除了对付赵季和恢恢有余外,并且还可依赖旗兵,以防范我们身边军队的异图,是之谓一箭而双雕落,午帅以为可乎不可?”

  当下好些人都觉得这个九头鸟的确有他的一手。遂都高喊:“妙计!妙计……”端方也不由摸着颊须,舒眉微哂道:“你这条连环好计,何以不早说出来,也免我两夜不能成眠?”

  “我也是两夜里辗转反侧,方想到的。”夏寿田得意地这样答说。其实他辗转反侧两夜,并未想到这条妙计,而是当前大家磋商研讨时候,他才偶然触了机。他只是不肯老实说出来罢咧!

  端方忽又脸色一沉道:“计倒是好计,万一赵老四不肯与我和解,即使口头和解而仍不容我率队去成都,那又如何对付呢?”

  夏寿田一时也抓耳搔腮,答应不出。

  骨瘦如柴,两颊下削,脸色青白得很像一个老烟瘾的刘师培,微微咳嗽了两声。众人知道他要献计了,也知道他一向能够用心,几次谈论时势,都比许多人高明,端大人也最喜欢听。大家连忙静了下来,要听他这次的高见。一则也因为他说话的调子很低,坐得又离太师椅远一点,要不这样,大人听不清楚,会生气的。

  但是这次刘师培的声音偏又响亮,并且话说得简短,不似平日那样旁征博引般冗长。他说,他曾与朱山研讨过,不管北京的传说是谣言或是实闻,看来,革命独立已成目前不可遏制的潮流。成都绅士固然不是革命党人,但也不失为识时务的俊杰,若说他们不想顺应潮流,乘势造成一个局面,未免把他们看得太笨。现在他们之所以尚无动静,当然由于赵尔丰压制所致。设若这时候午帅派人阴与联络,许可他们若是欢迎午帅去到成都,午帅立即会同他们,宣布独立,新政府中,决定安插一些人,他们一定满意。这样一来,绅民欢欣鼓舞,即令赵尔丰要压制,也压制不住;要阻挡,也阻挡不了。因为时势所趋,他纵有大兵,也会无能为力。何况他依赖的士兵,还是川民子弟,子弟哪里有不听兄父之言?而川绅则是士兵父兄。比如龙泉驿的士兵,便已戗杀官长,高喊革命,这就是一个显明例子啊!“迨到午帅宣布独立,获得人心,赵氏只好拱手相让,玉昆亦必举军相从,彼时午帅或进或退,都绰绰然有余裕,岂不大有愈于困处一隅,或颠沛道路乎?”

  端方尚正思索,到过成都住了几天的刘景沂,以及不仅到过成都,并与署理四川布政使尹良密切商谈,比较知道一些成都情况的尹良的兄弟弼良,齐扑扑站了起来(大家说话都脱略形迹地随便坐着。独他两个会不约而同站了起来,大概太兴奋了吧),同时说:“刘文案的话说得太好了,望午帅不要犹豫,即刻采纳施行的为是!”

  但端方还是向别一些人问道:“你们看,可以这样办吗?”

  当然可以!在这时候,谁还能说不可以呢?

  讨论结果,端方遂分派了两批人出发到成都,分头进行幕僚们所献的计策。一批四个人,是端锦、夏寿田、管荡之、董作泉,带了几挑古董字画去谒见赵尔丰疏解。疏解要点,是端方亲笔写在一封信上,不尽之处,再由端锦、夏寿田面陈。这四人稍后一步走。而前去联络绅士的一批三个人,却先走了一步,只稍带了一些无款识的端溪砚台,和几部宋拓的极其精美的碑帖,以代替有形迹的信函。这三个人,就是刘师培、朱山、弼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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