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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七


  但是一过荣昌县,接连接到重庆转来的一些密电,他的兴致便骤然低落,态度也由潇洒而转为急躁,脸上时露忧郁,口中也时吐太息,端方竟自变成另一个患得患失的俗吏了!

  形势日非,到处都在闹独立;武昌也一直没有克复佳音;而使他感到惊异的,更其是泰西列强并未出头干涉,甚至连东邻日本,也未听见有何种响动。看来,他的预料,十有七八是靠不住的了。他与夏寿田、刘师培几个自号懂洋务的人研究起来,都只感到奇怪,却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九月二十二日到了资州。行台设在东街原来的考棚内。这地方宽敞,而资州知州朱岳宾又是一个能干老吏,很会办差,还不等钦差的滚单传到,他早就亲自督率工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不仅把行台打扮得焕然一新,并且把预备驻扎队伍的城隍庙、禹王宫、万寿宫、天上宫,以及远在北门外的东岳庙这些地方,都布置得很周到。

  朱岳宾晓得端大臣隶籍满洲八旗,对于饮食一门,向来考究。只管滚单上吩咐不要办支应,朱知州懂得那不过是句照例官话,若你信以为真,你就得倒霉。因此,自从九月二十二日接到钦差那一天起,他仍然每天支应燕菜烧烤席一桌、鱼翅席四桌、海参席二十九桌。好在资州这地方是大去处,官场应酬多,绅士粮户们对于饮食起居并不模糊,这里的厨官师的手艺,虽不及省城的关正兴,但也有他们的特点,为山东派厨师所不及的地方。朱知州打听到端大人尚能下箸,他放了心。不过尚觉歉然的,便是行台内,除了壁子上点缀几帧时下名家的字画,如前年才告老卸任的资州教官、南溪名士包弼臣的水墨竹石,和他那别有风致的行书;以及资州本地画家杨朝政的浅绛山水外,更无什么古董玩器以供钦差大臣的赏鉴。他又打听到端大人有个怪脾气,无论公事再忙,每天都要为人写几副对联,或者几张单条。但凡下属拿笺纸去敬求墨宝,不但有求必应,即令伺候有不周到地方,他也会格外宽恕。朱知州为了博得钦差大人的青睐,遂也找到一家姓郭的绅士,把他家旧藏的一筒宣纸,裁了一堂屏条,亲自送到行台,“求大人法书,使卑职蓬荜生辉,卑职实实感激无尽!”

  只能怪朱岳宾的运气不好。端方自到资州,心绪便乱得像一团麻,他早没有临池挥洒的雅兴;直到十月初七日,朱知州送去的屏条,犹然四幅白纸,还不晓得落到什么人手上,派了什么用场。

  端方原来的安排是,到资州后,待大队伍休息几天,把派去下川南同黔军会合,清剿那一带同志军的一个营打发走后,即便启节西上的。却因为大局骤变,北京电报已有三天没接到,他有点发慌,遂将几个更为亲密的幕僚和随员召集到房间里来商量,是按照原定计划再勾留几天,还是不等分兵就走?

  所有的人几乎无二致地主张他就走。尤其是上个月曾经奉命先去成都走过一趟的湖北省候补道刘景沂和云南临安府知府弼良二人,主张得更为急切。

  刘景沂说:“资州地方固然不小。可是比之成都,那便差远了。一则,成都是省会,陆军十七镇大部分拱卫着省垣,午帅接印后,军权到手,不特可以指挥陆军,就连现在调集在成都的十几营巡防,也应服从午帅调遣。那时,再加上我们随带的一标一营精兵,起码也可肃清川西、川南和川东上游。纵令天下多事,午帅也大可以为朝廷保住这片干净土,徐谋恢复的了;再则,资州这地方是通衢大道,四面受敌。现在民匪遍地,异常猖獗,我们所带鄂军,虽说精悍,到底主客异势,人地生疏;而午帅现在尚只是一位查办大臣,这不惟在调动地方军队上不甚得心应手,即在招抚民匪事务上也难敷诚取信。设若午帅赶到成都,接印以后,名正而言顺,情形当然不同了。”

  弼良是四川布政使尹良的兄弟。尹良一直充当着端方的坐地侦探,自从铁路风潮起后,他与端方就密电往来不绝。以前,赵尔丰利用他,尚听他的话,有事也肯同他商量。自从端方奏参了赵尔丰,逐步逐步要取而代之,使赵尔丰恍然上当之时起,尹良顿然就变成赵尔丰的眼中钉,要是赵尔丰那时没有顾忌,尹良虽不致有性命之忧,却也难免要丢纱帽。尹良深知这种利害,所以才借弼良的口,极力劝诱端方迅速到成都去。因此,弼良敦促端方西上的理由,比刘景沂说的简单,但颇具体。他说,赵尔丰坚拒不释放蒲、罗等人,更为激起川人愤怒。但在他淫威压制之下,川人又把他莫计奈何。要是午帅一到成都,即将这些人提出释放,这些人都是民望所归的,彼时,午帅所收得的,当然不只是这几人之心,而是全川绅民之心。人心既得,凡百所求,那便不用操心了。弼良所传的尹良这番话,恰恰打中了端方心窝。他遂决定利用这个时机,赶上成都去收买人心,“真的,人心是无价之宝,若果收买到手,岂特四川乱事不平自平,或许当真继承了骆秉璋的勋业,也未可知哩!”

  但是就在此际,余大鸿来了,只一席话,又使端方变了计。

  第七章 垂死时候的钩心斗角(三)

  余大鸿是奉了赵尔丰札委,要他到重庆去统率川东两路巡防军,并改组水道警察,成立川江水师的。

  余大鸿本是赵尔丰心腹之一,也算是赵尔丰的传声器,当时所称为“喉舌”,后世所称为“代言人”这一类家伙。因为七月十五日以后,成都几家民办报纸如《西顾报》《进化白话报》《通俗画报》,以及咨议局的半月刊《蜀报》,全被巡警道奉宪命查封;商会办的《商务报》虽未被查封,却自行停了刊。这时,只有官报书局出的一种日报叫《成都日报》的,照常印行,并且增加版面,把赵尔丰出的一些文言或白话告示,翻来覆去用大字刊出。那些告示,大都是惹人生气的,贴在墙壁上没人看,刊在《成都日报》上大抵也没人看。

  于是官报书局总办余大鸿便别出心裁,另外匿名印行了一种日报,取名《正俗白话报》。用的白洋纸,好油墨,定价极低;不登告示,不登辕门抄;采访的新闻和偶尔一两篇评论,初初看来,倒还真实、公道。公然有了读者,每天发行一二百份,销售不完的不过五六十份。但是不多久,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在新闻上,不称同志军是匪,却巧妙地报道某处县城失守时,烧了好多房子,杀死了好多平民百姓,绘声绘影地写出来,使人看后,自然而然要对同志军发生一种反感;而写到官兵,几乎个个都是品德很高的读书君子,甚至他们打枪时候都在流眼泪。在评论上他也用了一种手法,比如对赵尔丰,有时也轻轻批判两句,但接着便来个“然而”;还问读者,除了不得已非这么做外,你们能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呢?诚然,百多个读者不见得都会受他的蛊惑。但堕其术中,减轻了对赵尔丰仇恨的,也有人在,例如学界中的田老兄便是其中之一。田老兄有时竟自向人说:“这些新闻不见得全是捏造的吧?”或者说:“这些言论不见得全无道理吧?”

  余大鸿有这种混淆黑白、偷天换日的本领,当然更为赵尔丰倚重了。恰这时,宜昌修铁路的工人响应革命起义,川江吃紧,滇湘等省纷纷独立,重庆发生恐慌。川东道道员朱有基、重庆府知府纽传善联翩电省辞职。赵尔丰既决心要与端方斗一斗,不甘心把川东这道门户完全交与端方去控制。因就札委余大鸿,以候补道资格,迅赴重庆去抓住水陆军柄。一方面支持朱有基、纽传善;一方面当他的守门犬;还有一层,便是阻断端方的退路。

  余大鸿又是端方从前的属员,并曾递过门生帖子,“好文讥刺”这点小狡狯,据说就是端方传予的衣钵。今日路过资州,听说恩师宪台在此驻节,以人情言,当然要来禀见请安。(何况赵四少大人还暗示过,叫他漏点风声哩!)

  两个人都换了便衣,真像老师弟似的,脱略形迹地谈起心来。

  余大鸿很亲切地连连点头道:“师宪所论极是!只要袁蔚帅督师南下,武昌定可克服。彼时京师无故,自佳;即令有故,皇上但能微服巡狩,国脉仍可续存的。门生拙见也是如此,”他又露齿一笑说,“不过不如师宪之精辟耳!”

  端方拈着颊髯叹道:“也只是推测之论,不知将来的趋向到底如何!”

  沉默了一会,端方便告诉余大鸿,说他决定不日西上。并告诉他,已奉到上谕,钦命他署理四川总督,为了谨慎起见,所以未接事前,还是用查办大臣的头衔,感到好一些。

  余大鸿假装才知道这件事,连忙站起来,一连三个长揖(本应该破例跪拜的。一则是便衣,可以免去俗套;二则也不敢劳动师宪还礼)道喜之后,便问师宪是否决心要与赵季和以兵戎相见?

  端方大吃一惊。橐一声,手上一只古月轩内画京料鼻烟壶竟自失落在地。幸好地板上铺的是栽绒地毡,不然的话,这只价值数百两纹银的玩艺,早已粉身碎骨!

  “老弟,快说……”端方亲自把鼻烟壶捡起来,当一个小跟班奔到身边,他一挥手,把小跟班重新打发出去后,又向余大鸿问道,“胡为说到兵戎相见?”

  余大鸿满脸惶惑的样子,嗫嗫嚅嚅地说道:“难道师宪尚不知道吗?”

  他的师宪也惶惑起来,只是摇头。

  然后,这个旧属门生把座椅尽量挪到师宪跟前。并且把声音极力压低到差不多只容许他们两人才能听见的程度,说道:“门生听见说,赵季帅已经下了决心,认为朝廷要他回任川边,是一种乱命……”

  “他敢认为是乱命?”

  “不特此也!他尚以为不知是谁何捏造的伪命……”

  “简直目无君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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