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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重庆在反正前后(三)

  端方于九月十五日离开重庆向成都出发。九月十五日——即夏之时他们在龙泉驿拉起革命旗、敲响自由钟的同一天。不过端方是上午离开重庆,夏之时等是傍晚起义;端方由东向西,夏之时由西向东;前者走的是东大路,而且是按着官站徐徐而进;后者走的是小川北路,不但无官站可按,而且还故意纡回在岗陵溪谷之间。端方走过永川县,方从成都方向接到紧急情报说,卫戍在龙泉驿的一个支队叛变。查其形迹,似有窜扰东大路,“以阻行旌”之势。希迅饬前队开到资州截堵,以备不虞。

  端方鉴于武昌反正主要由于陆军叛变。并且是不多几营陆军,而竟引起了长江几省的独立。所以对于龙泉驿起事,他比赵尔丰更为重视。除了飞令走在前头的一营,兼程赶到资州截堵外,并沿途张贴告示,通札有关府厅州县,悬挂赏格:活捉夏之时叛弁来辕者,赏纹银三千两;斩其首级来辕,验明属实者,赏纹银一千两。

  端方绝对没有料到夏之时这支革命军,只几天工夫,竟从三百多人膨胀到八百多人(若连非战斗人员计算,足有一千四百多人);而且待端方统着大军,浩浩荡荡,于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资州之时,夏之时等正得了安岳王孟兰的帮助,最后决定,要杀向他重要的后卫重庆去当导火线。

  端方认为他在重庆的布置是稳妥的。后队的鄂军已逐渐由夔府、万县、忠州、涪州集中到重庆,虽然队伍不大,但比起这个地方任何实力都强。地方上的兵力哩,添募的巡防一营,以及川东警察总队、水上巡警等,都掌握在重庆知府纽传善手上。这人,不似川东道道员朱有基那样懦弱,而是非常干练、精明,有了这个人,地方上是不会出事的。何况新成立的城防营,又是他特别从广东调来的、最为相信的李湛阳在训练统率。重庆商会所组织的商队和重庆绅士所组织的民团,用来维持地方秩序,防范土匪奸宄,都还可靠。算来算去,这地方纵无泰山之安,确有磐石之固,要说革命党会在这里生事,那简直难于想象!

  固然,重庆也有保路同志会,在端方来到之前,也闹得起劲。但自武昌革命发生,保路性质已然转变;接着盛宣怀丢官,国有政策,无形消灭。从九月初旬以后,同志会名义虽尚存在,已没人注意;举凡开会演说,拍桌打掌这些慷慨激昂举动,当然都成为陈迹。因此,端方初初听见资政院参倒了盛宣怀,心里很是吃紧,生怕影响他的前程;继而看见这把刀并未朝他头上斫下,他不特放宽了心,并且由于铁路事件不再有人提起,使他少费许多唇舌,少用许多心机,他反而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轻松愉快。何况,同志会里一班正派而有力的绅士,他都曾招呼来面谈过。比如,听说在成都临时股东会上闹得最为激烈的股东代表朱之洪这个人,自从在万县见面,倾谈之下,他觉得朱之洪的态度,就从激烈而转为温和。到重庆再一次见面,更变了,对之不但恭敬有加,而且表示,只要他能俯顺舆情,采及刍荛,今后的同志会,还将改变宗旨。如何改变?朱代表虽未明言,但据川绅施纪云揣测,大有转而拥戴他,为他羽翼的可能。唉,唉!这更是“塞翁失马”,为始料所不及的事啦!

  绅士方面,联络得很好。商界这面,更不消说,因为李湛阳本人,就是重庆商界里最有力量的天顺祥银号的老板。

  最爱闹事的学界哩,端方也放心。因为由重庆知府纽传善禀称,这里只有府中学堂里几个喜事少年可疑。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勘号沧白这个人,是一个不大过问地方公事的秀才。虽说是个新派,又深通洋务,又懂英文,曾经在叙永厅中学堂当过监督,又在成都什么中学堂教过英文,好像都有过一点嫌疑。不过自从去年担任本府中学堂监督以来,尚属驯谨,并未看出什么劣迹。只是最近两月,风闻该学堂时常有人聚会,深夜不散,出入品类,也甚复杂。他曾派人侦查过几次,仅只查出该学堂监学张培爵和几个教员有聚众密谈行迹。但是有一次,杨庶勘似乎觉察有人在调查他们,他竟自跑到知府衙门来质问纽传善。纽传善描绘他们那次的问答如次:

  杨庶勘:“昨夜三更时分,鄙人由学堂公毕返舍,亲见有三个人跟踪不舍。鄙人今天调查清楚,据说,是太尊派的侦查人员,在敝学堂门外已经盘旋多夜。此事是否属实?敢请明告。”

  纽传善:“有这一回事。”

  杨庶勘:“那么,请问太尊,却是为何呢?”

  纽传善:“风闻学堂里藏有复杂分子,经常密聚;当此时局不稳之际,理应查一查。”

  杨庶勘:“太尊意思,是否以为敝学堂里藏有革命党人?所谓复杂分子,盖革命党之代名词耳。”

  纽传善:“诚如贵监督所云。”

  杨庶勘:“若然,太尊将鄙人收监究办好啰!”

  纽传善:“贵监督何出此言?”

  杨庶勘:“因为敝学堂并无革命党溷迹其中。太尊疑有,只有鄙人足以当之……曾记宣统元年,成都举办全省学界运动会,学警冲突,以致学生流血。鄙人偕同已故的刘士志先生晋谒赵次帅,为学生申理。彼时,赵次帅便疑鄙人是革命党人。既然注名在案,鄙人何必推辞……”

  因此,纽传善才敢于向端方断言:“学界当中,大体上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并且他的幕僚刘师培也告诉端方:“杨庶勘是一个纯粹文人。听说会做文章,会做诗,会写字,也会办学。却不知道是否加入过同盟会?因为在东京时,并不知有此人。至于平日言论激烈,不过时代趋向,无足为虑的。”

  就是新纳入幕中的同志会代表朱山也说:“成都方面,但凡学界中知名之士,几无一人不参加保路同志会,几无一人不在风潮汹涌时候,投身潮流,或是慷慨陈词,或是痛哭流涕,或是撰写诗文;至不济,也要在呈文或通告末尾,搭上一个名字,表示是爱国爱川的一分子。唯独重庆这面的同志会,绅商各界参加的很踊跃,学界参加的,学生多而先生少。至于办学的人,如领袖群伦的杨沧白这个人,就自始至终连名字都不肯出。如此看来,杨沧白——还不止杨沧白一人为然——对于国家大事,非常冷淡,似乎还置身事外,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这样无大志的人,徒负虚名,产生不到作用,应当不予重视!”

  情形是这样地好,端方当然放心启程。

  但是后来事实表明,杨庶勘岂但是革命党人,而且是同盟会四川支部的一个负责人。争路事起,他确实表现得很冷淡,外间许多人议论他,说他壮志消沉了。他的盟友们也很怀疑他,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起初,他只笑笑。其后,同志会闹得风起云涌,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班同盟会的同志都认为民气开张,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机。他才拈着纸烟——他的纸烟瘾很大,几乎随时都有一支燃着的纸烟拈在手上,以致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都被烟子熏黄,一排门齿也被熏焦了,说道:“时机倒是时机,但是若仍跟着立宪派屁股转,光是闹一阵废约保路,到底不是根本之图。”

  “怎么办呢?”几个地位高、资格老的盟友问。其中就有重庆教育会会长、川东师范学堂监学,在桂香阁办了一个两等小学堂和一个女子学堂,自任两个学堂监督的朱之洪;就有巴县中学堂监督、朱之洪的兄弟朱蕴章;就有光绪三十三年在成都图谋革命不成,逃到陕西开办实业社,今年潜回重庆,即隐身在桂香阁女子学堂教国文,废去谢愚守这个被通缉的名字,改名谢持号慧生的这个人;就有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就有在府中学堂当监学的张培爵;就有在府中学堂当教员的黄圣祥、向楚这些人。

  “最好是利用奋发的民气,将革命思想注入大家脑海,把风潮老实搞大一些,即使达到了争路目的,大家还是要闹,不休止地闹。一方面,我们必须悄声匿迹,暗地里联络同志,极力准备,等到事机成熟,而后揭橥革命,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实现中山先生的伟大抱负。”

  大家一齐说:“对!尊论甚属有理!”

  因此,等到朱之洪在成都股东会播下革命种子,跑回重庆,他们在重庆的机关部里,便着手组织起来。他们除了飞函各府厅州县,邀约各地方负责任、有力量的盟友,齐集重庆,商量大计外,他们还分了一下工作:杨庶勘担任决疑定计,筹划财政,延揽同志,并和地方官吏周旋;张培爵担任的是交通、联络,征集武器,运输武器,规划发难时候纲要,并且指导各地同志的行动;朱之洪是铁路股东代表,便担任联络官绅,交通主客军队,往来各地,以通广声息;文字上的工作,交与向楚等几个教国文的先生;谢持不便露面,只好帮助杨庶勘统筹全局。

  上下川东的革命党人(绅、商、学各界以及哥老会的大爷都有),都前前后后来到重庆。安岳县的王孟兰也来了。只有隆昌县的曾省斋不来。但是他却提出一个建议,非常重要。他写的回信上说:“诸公雄才大略,发难定然有成,重庆地当冲要,影响亦必甚大。唯是发难必须倚赖民兵,而民兵多系仓猝召募之众,纵有利器,恐难敌清廷训练之师。区区之意,以为重庆暂勿发难,而令诸同志分赴外县,同时揭竿起义,既足以张大声威,又足以牵制清兵,分其势而杀其力。俟重庆空虚无备,而后振臂一呼,庶几费力小而成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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