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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这已不是好现象,再加上陈锦江那样一些下级军官,有意无意散布一些革命理论,大家哪里还肯当真去和同志军、团防打呢?因此,每逢下令要他们到某一处剿匪,一排人总是借口人少了,不敢走,增调一排,甚至增调到整整一队,才勉强奉命。要是当真与所谓的土匪碰上,总是老远老远打起枪来,子弹尽量地放,横竖空气是打不伤的。土匪退走了,子弹也放得差不多了,立即收队回城。报告战绩是打死匪徒若干名,打伤匪徒若干名,“只以匪众我寡,而匪又皆亡命之徒,愍不畏死,未便穷追,致遭损失”云云。纵然没有碰上什么匪徒——十有九回都碰不上——他们也要做够过场,像打野操一样,向着漠漠荒野放上一阵枪才收队回城。报告战绩,依然是“只以匪众我寡,而匪又皆亡命之徒,愍不畏死,未便穷追,致遭损失”云云。

  陈德麟是外省人,又是不常和部队接触的高级军官,他当然摸不清底实,下面怎样禀报给他,他也便怎样禀报给赵尔丰和王。同时,还要禀请补充一些军火,还要照例把匪势张大几倍,明明知道省里的陆军所留无几,偏又一再恳求增援,这是从前封建军队遗留下来的积习,叫作预为之地,作用是胜固有功可居,败亦有过可卸。

  说起来,赵尔丰是打仗起家的一个有资格大官,而且头发胡子都已斑白,业经活满六十岁的老人,对于陈德麟这样诳报的军情,何以会信以为真呢?当然是有理由的。理由是:

  首先,把他自己处以监禁。用了十一营之众的巡防军把自己监禁在制台衙门的签押房与上房内面。——到后来,即使从签押房回到上房,或由上房去到签押房,都要张麻子率领一众亲信卫兵,拿着大刀手枪,在前后保镖,生恐有刺客行刺。赵尔丰枉自歪号屠户,他的胆子,已着造反的百姓吓破了!——而所寄托的神经,是赵老四,是杨嘉绅;所寄托的心腹,是饶凤藻,是余大鸿;所寄托的股肱,是王,是田征葵;所寄托的耳目,是尹良,是路广钟;这已非使他糊涂不可了。其次,诳报军情,虚张匪势的,又并非陈德麟一人,比如差遣到东南路去打团防的六十五标一个营,也因带兵的教练官姜登选是一个革命党,一天几里路的行军,好容易走到秦皇寺,竟自牢牢地驻扎下来。一次禀报,是匪众我寡,不能冒进;二次禀报,是匪势甚盛,前进堪虞。又如六十五标另一个营,差遣到德阳县、罗江县、绵州、安县、绵竹县、什邡县一带去剿办这一路同志军统领侯国治,因为有一个排押送军装,路过汉州向阳场,兵丁们正架着枪吃饭时候,忽然被一百多个袍哥围住,四十五名兵丁同一个姓易的排长立遭乱刀斫死;军装损失了,四十几支快枪和每个兵身上所配发的子弹全被抢去。

  这一意外,不仅增加了市面上的谣言,增加了官场中的恐怖,也使开去剿匪的管带、督队官等不得不加倍小心。就因小心过分,一进入山区,仅只一点风吹草动,也觉得到处是匪,不敢深入了,当然要借口。最方便的借口,恰好又是匪众我寡、匪势甚盛这一类话。四面八方的禀报都像一个板子印出来似的。古人说过,一连三个人来告诉你说,市上有虎,不由你不相信市上当真有了一头老虎;一连三个人去向曾母报告说,她的好德行儿子曾参杀了人,也不由曾母不相信她的儿子果然杀人犯罪。像自处监禁的赵尔丰已经糊涂得可以了——何况还吓破了胆——再被这同样的情报一蒙,要他不信以为真,那简直是说不过去的事!

  也因这个缘故,开了三四千人去攻打周鸿勋三百多人,——若把侯保斋等的同志军计入,在新津城内的还是有好几千人啊!——而且负责指挥的尚是第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逾限已久,还未打到新津城下,赵尔丰每次在专用电话上催问,总被朱庆澜一阵“部署尚未周到,未便冒昧挺进”的话抵住,而他也只好叹息两声,硬相信困难是很多的。

  省外地方不安靖,新津急切攻打不下,倒也不完全虚假。新津的事姑且不说,地方不安靖一层,确乎又是事实。比如陆军六十六标统带周骏——这个四川籍军官,就是王向赵尔丰力保其为忠诚可靠的人。——亲率一营之众,赶到新繁县城,打了半天硬铮仗火,把所谓劫夺县城的匪徒完全打退,恢复了县城秩序,使那个被匪徒撵走的知县官余慎,又得安然回任,再做民之父母,这就是并非虚假的一例!

  第四章 像鸱鸮一样的人(四)

  新繁县城在成都之北六十五里,也是川西大平原上一座富庶县城。因它位置偏在北大路之西,虽属疲难,还不算冲烦。知县官余慎,在官场中混了十多年,资格相当老。就是不谙民情,不识时务,现在已是辛亥年了,而且闹过铁路风潮,官民尚正冲突,但在余慎心中,好像与他刚从吏部领照出京,到省禀到候缺时候,并无不同。因此,他不仅确认知县官仍旧是民之父母,还诚心相信县大老爷依然应该凭个人喜怒,来对百姓作威作福。

  这一天,是新繁县城赶场日子,四乡进城的人很多,街上人来人往,生意很为兴隆。余慎本来好端端地在他签押房里批阅公牍,不知由于什么,忽然心血来潮,想到邻封州县都在剿匪闹事,独有他新繁县还算清静,为什么能清静呢?当然是他防患于未然的劳绩。他已有几个场期未出去弹压,听说今天又是什么神会日子,人来得更多,如不及时防范,万一混些匪人进来,发生一点小事故,那么,他今年的考成又没有卓异希望了。他头上一发烧,来不及像往常一样先共刑名老夫子商量一下,遂青衣小帽,带了几名新招募的堂勇,几名皂隶差人、两名跟班随从,拿着前膛枪、皮马扎、打人的刑具、杂拌烟杆、鼻烟壶、朝扇等等物事,出来巡查弹压。

  余慎一众,刚威威风风步出衙门,还未走上街道,忽闻很近之处,砰砰——一声震耳爆响。他猛吃一惊,心想:“不好,这准定是匪人的什么暗号!”他的胆子果然不小。立地督着堂勇、差人,分头向乱作一团的人丛中去清查。不一会儿,便从人丛中逮到一个约摸十二岁的、又脏又烂的调皮娃娃。

  这娃娃是衙门口钟刀儿匠的一个独生子钟小娃,自小就被父母惯失得顽劣异常,成日吃饱了肚子,便在城内城外伙着一班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出奇地想着方法来整人的冤枉。今天是他从火爆铺里偷了人家几个红纸大爆竹,告诉同伴说,在人堆中放起来,多吓人!多好耍!已经在东湖外面放了两个,把一些赶场的、摆摊子的大爷、大娘都惊吓得来追打他。他与同伴们简直说不出的高兴,又笑又跑。跑到衙门门前,看见坝子里拥挤的人更多,他们商量一下,在这里放他几个,更有意思。

  爆竹一响,人们果然大乱。正在吵骂之际,堂勇、差人跑来清查。孩子们都跑了,钟小娃还一心一意蹲在地上安放第二个爆竹,登时着堂勇发现,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抓到余知县跟前跪下。手上的爆竹和一根点燃的神香,做了凭证。

  余大老爷坐在皮马扎上,满脸煞气叱骂道:“你个小杂种,从实招供!是哪些匪人叫你进城来放号炮的?”

  钟小娃时常在衙门里溜进溜出,大老爷坐二堂问案的样子,他已看惯了。这时只管跪在地上,一点不晓得害怕,还是嘻哈打笑地把大老爷瞅着,也不大明白大老爷问的什么。

  一个有年纪的差人从旁代为回明了钟小娃姓甚名谁,家住哪里,父母是干什么营生的。几句平淡无奇的话,恰好说明了大老爷所怀疑的全非事实。充其量,钟小娃是个没教育的孩子罢了,那样大的罪名,当然不好安得。

  但这一来,反将余慎的脾气逗发了。他之怀疑钟小娃,实实因为钟小娃自有可疑之处。他是民之父母,古人就说过: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当着这么多看热闹的子民,要叫他把说出口的话吞回去,还要改口判定钟小娃只是出于儿戏,并无大不是之处,这岂不是要父母官当众认错?认错是丢面子的事呀!子民们倒是应该,父母官的面子可是丢得的?他猛然想起四川人的话:“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打了再说。”遂不管钟小娃的年纪是否达到大清律例应予笞责的规定——新刑律根本就不在他的意下——只一味呛着两眼吆喝道:“现在正自人心浮动,谣言孔兴之时,你个小杂种竟敢故意扰乱安宁,不打你个半死,你不知道本县的王法厉害!——来呀!给我拉下去打!——结实打!”

  执刑的差人都是钟小娃平日喊惯了的伯伯叔叔,虽然横拉顺扯把钟小娃按在地上,剥下裤子;虽然打在那两片尚未发育的大腿股上的竹板尽管响得噼噼啪啪,钟小娃也尽管学着那些挨打人的腔调,哼声不绝地喊着:“哎哟喂!大老爷开恩呀!”但是打了四五十板,被打的肌肤并未露出一点红肿的样子。余慎知道差人在卖人情,他更冒了火。大声把执刑差人叱开,叫他前不久才从省城招来,与本地人尚不稔熟的堂勇来代替了差人。

  堂勇一执刑,钟小娃哪还有不吃大亏的道理?不到二十板,两条瘦小的大腿股立即肉绽皮开,冒出鲜血。钟小娃不再像唱歌般地哼着“大老爷开恩呀”,而是真正地痛得大哭大叫,喊起妈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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