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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一四年世界战祸之勃发,与夫吾国近来政局之翻复,虽原因多端,凑泊而成,未可以一概而论,然挈其要领,不外二大精神之冲突,即Pan……ism与Democracy之冲突。

  Pan……ism者,译云“大……主义”。持此主义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是等关系,国家与国家间有之,地域与地域间有之,阀阅与阀阅间有之,党派与党派间有之。于是世界之中,有所谓大欧罗巴主义焉,大美利坚主义焉,大亚细亚主义焉,大……主义焉;欧洲之中,更有所谓大日尔曼主义[1]焉,大斯拉夫主义[2]焉,大……主义焉;亚洲之中,更有所谓大日本主义焉,大……主义焉。最近于吾一国之中,又有所谓大北方主义焉,大西南主义焉,大……主义焉;同一北方主义之下,亦有所谓大……主义焉,大……主义焉;同一西南主义之下,亦有所谓大……主义焉,大……主义焉。凡此者,其范围之广狭,区分之性质,虽各不同,而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

  吾于此发见二种奇迹焉,即他人之“大……主义”,乃奋其全力以向外部发展;吾国之“大……主义”,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体。故他人之“大……主义”,为扩充之主义,吾国之“大……主义”,为缩小之主义。窃尝推原其故焉:人类有好争之性,每求所以为争之方向。强大优越之民族,所争多在外部之发展,其民族精神之缔结,国家位置之优胜,均足以助其争之本能,以高其固有之境遇,而一致以注泄于外竞。独至弱小之国,其民似皆能自觉其懦弱无能,对外言争,已决不敢作此梦想,所得以发泄其好争之性者,惟有对内以自相残杀焉耳。历史所告,凡外竞无力之民族,其内争必烈,卒至亡国而后已。斯诚伤心之景象也。复次吾国之持“大……主义”者,包涵于此“大”之范围,固不嫌其大,而统驭此“大”之中心,则不嫌其小,且欲其愈趋愈小,至于一身而止焉。前者喻如几何学上之圆周,后者则如中心点。此中心点者,初犹划定某一地域,某一党派以当之,递嬗而集极于某一人身矣。以地域或党派为中心者,其主义犹为大某地主义,大某派主义;以某人为中心者,递嬗而成大某人主义矣。夫至大某人主义,实现于一国,必为专制之君主,实现于各省,必为割据之群雄。前者有如洪宪之皇帝,后者有如今日之督军,皆“大……主义”之产物也。

  宇宙间凡能承一命而为存在者,必皆有其自由之域,守之以与外界之体相调和、相对抗,以图与之并存而两立。倘有悍然自大而不恤侵及他人者,则彼之大即此之小,彼之张即此之屈,彼之强即此之弱,彼之长即此之消;一方蒙厥幸运,一方即被厥灾殃,一方引为福利,一方即指为祸患。彼大者、张者、强者、长者,蒙幸运而乐福利者,固自以为得矣;然而小者、屈者、弱者、消者,被灾殃而逢祸患者之无限烦冤,无限痛苦,遏郁日久,势且集合众力而谋所以报之。此等心理,将易成为中坚,而卒然迸发,至于不可抑止。且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苟有第二之持“大……主义”者进而挟其力以与争其大焉,征之物莫两大之理,则争而败者,二者必居其一。然则持“大……主义”者,不败亡于众弱之反抗,即粉碎于两大之俱伤。此即观于欧战中之德国,吾国最近之南北关系、滇蜀关系、桂粤关系,均足为持“大……主义”者之棒喝。而其演成之公例,则为凡持“大……主义”以侵陵他人者,其结果必遭失败而无疑。

  与“大……主义”适居反对者,则为Democracy。是语也,或译为民主,或译为民治,实则欧美最近行用是语,乃以当“平权主义”之义。前者尚力,后者尚理;前者重专制,后者重自由;前者谋一力之独行,后者谋各个之并立,此其大较也。

  世每谓欧战为专制与自由之争,而以德国代表专制,以联合国代表自由。综合世界而为大量之观察,诚有若斯之采色。但即德、奥、土诸国中,亦何尝不有专制与自由之争者?例如德国社会党之在议院绝叫民主也,德皇不得已而允与修正宪法也,奥国之革命运动也,同盟罢工也,土国青年党之奋足[起]也,在平时断无行之之希望者,均于大战中行之而无阻。反而观之英、俄诸国,俄则由极端之专制主义,依猛烈之革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英则各殖民地对于本国之地位,将更进一步而成联邦之一员矣。本国内之工人与女子,其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亦日益加高,此足证Democracy之胜利。潮流所至,持“大……主义”者,莫不退避三舍[3],凡足为其进路之障者,莫不一扫而空之。为时代之精神,具神圣之权威,十九世纪生活上之一切现象,皆依Democracy而增饰彰采。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罔不着其采色。近更藉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之力,自西徂东,拯我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惰眠之亚洲,以竟其征服世界之全功。同一袁世凯氏也,迎之则跻于总统之尊,背之则伏天诛之罪。同一段祺瑞君也,忽而反抗洪宪,与Democracy为友,则首揆之位,群戴斯人;忽而纵容群督干宪,与Democracy为仇,则颠覆踣顿,复职免职,玩弄废置如弈棋。此其显者著者。其他居要位,享荣名者,举无不以对于Democracy之向背为准。由是观之,袁世凯氏之胜利,非袁氏之胜利,乃Democracy之胜利;其失败也,非Democracy之失败,乃袁氏之失败。段祺瑞[4]君之胜利,非段君之胜利,乃Democracy之胜利;其失败也,亦非Democracy之失败,乃段君之失败。Democracy于今日之世界,正犹罗马教于中世[5]之欧洲;今人对于Democracy之信仰,正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之信仰。吾目所见者,皆Democracy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Democracy凯旋之声。顺Democracy者昌,逆Democracy者亡,事迹昭然,在人耳目。奈何今之人,犹纷纷树Pan……ism之帜,或依于其下以与Democracy为难,其不自取覆亡者鲜矣!吾不暇为失败之Pan……ism哀,吾但愿为胜利之Democracy祝!

  署名:守常

  《太平洋》第1卷第10号

  1918年7月15日

  【注释】

  [1]大日耳曼主义 Pan-Germanism的意译,又作泛日耳曼主义,是一种以操日耳曼语(德语)的居民实现政治统一为目标的理论和主张,出现于19世纪60—70年代。最初,这种主张只是提倡拥有日耳曼血统的民族应具有共同的“种族意识”,后来则致力于操德语居民和德语地区的政治联合并统一为一个国家,其范围包括中欧、东欧、尼德兰地区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扩张意识的思潮。参加这一运动的多是政府官员、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宣传“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等。一战期间,这派人提出建立中欧帝国的纲领,攻击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参见本书第一卷《警告全国父老书》注12。

  [2]大斯拉夫主义 Pan-Slavism或Пан Славизм的意译,也作泛斯拉夫主义,是19世纪俄国沙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一种种族主义理论。最初是捷克人倡导的一种民族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研究斯拉夫人的历史、语言、文学,加强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以促进斯拉夫人在政治上的团结。但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南斯拉夫人中,有一些人幻想依靠沙皇俄国来改变本民族的被统治地位。这种思想被俄国上层人物所利用。19世纪中叶,俄国大斯拉夫主义者接过大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为俄国对外侵略扩张服务。他们鼓吹俄罗斯人负有统一全体斯拉夫人的重任,西南斯拉夫人的未来只有依靠俄国才能有保障,并以大斯拉夫主义对抗大日耳曼主义,宣扬斯拉夫人的“统一性”,认为各地区的斯拉夫人有共同的血统关系,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相近,大多数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一致,居住的地域毗连,因此,必须使所有斯拉夫人“团结”一致,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主,以沙皇为首的、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斯拉夫君主联邦即泛斯拉夫帝国,以对抗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参见本书第一卷《警告全国父老书》注13。

  [3]退避三舍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公子若返晋国,则何以报不穀?”(不穀,四夷君长于内自称之词,又,王者自贬之称。)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避)君三舍。”舍,军行三十里。后重耳返国执政,晋、楚在城濮交战,晋军果然“退三舍以辟(避)之”。即退兵九十里先避让楚军,然后再战。

  [4]段祺瑞 字芝泉(1865—1936),安徽合肥人,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炮兵,次年回国。后于1896年至小站,协助袁世凯练兵,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1901年随袁世凯至保定,负责编练北洋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任军令使正使。1905年调任第四镇统制。1906年充保定军官学堂总办。1909年改任第六镇统制。1910年任江北提督,驻清江。辛亥革命爆发后,改任第二军军统,驰往湖北镇压革命军,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任总统后,充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镇压二次革命。袁死后,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德宣战,与大总统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带兵入京,拥废帝溥仪复辟。段在天津马厂誓师讨张,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继续控制政权,召开新国会,出卖国家主权,引起各派政治势力反对。

  [5]罗马教于中世 罗马教即Roman Catholic Church,又译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重要教派之一,与后来的东正教和新教不同,它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从公元4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整个西欧陷入长期战乱和动荡之中,经常受到野蛮民族和外来势力的进攻。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作为惟一的一个有统一信仰、系统组织的团体,成为西欧政治、社会、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李大钊以此比喻民主主义将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最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没有民主主义,任何民族都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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