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一）李大钊全集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一）

　　【以下附录】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一）——全国学生运动状况（一九二四年七月）

　　北京

　　北京之校数及学生数目，向无可据之确实调查，依北京学生联合会历来发通告之底册，其数约为五十余，然中学以下之各公私立学校皆不在内。此五十余学校中，包含国立学校、部立学校、公立学校、本国私立学校及外国教会之学校五种。国立学校以八校——北大、法大、师大、医大、女高师、工大、美专、农大为首。部立者，以交通大学、俄文法专、高等警官等为首。公立者，以第一至第四四个中学为首。私立者，以中大、民大、朝大、中央法政等为首。教会立者，以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等为首。学生总数号称三万，大概历来参与学生运动中之各种示威运动者，至多不过五、六千人而已。

　　北京学生之地位与环境，与各都市或地方异。其最明显者，为接近政治中心，天然为全国学生运动之发源地及领袖。其对于政治较能了解，更受刺击［激］，故其政治热（情）比他处学生为高，遂不时有学生运动之兴起。

　　北京学生之团体：

　　（一）北京学生联合会，为北京学生之总机关。五四成立以来，中间虽时有停顿，总算是能继续的。加入之校数最多时有三、四十校，最少时有十六、七校。其中坚分子向为国立八校，八校中尤以北大、师大为要。北大为北京S·Y之策源地，故该会实常受本团之指导也。去年暑假以前，因驱彭运动发生，该会重振五四运动旗鼓，因主持者为本团同志之故，其运动标语及方法皆甚进步。如公然电请国民革命首领孙中山北伐及组织正式政府，主张解散国会，打倒军阀等等，皆可谓为大规模国民革命开幕之第一声。驱彭运动风潮息后，同志学校与非同志学校（暂以其代表之态度为分类标准）间，发生极大之冲突，该会遂裂为二，一以北大为首，一以师大为首，长至四月之久。此次破裂，使S·Y同志得不少教训，深觉参加运动之同志之个人态度，及团体对于活动同志之不断的连［联］络及指挥尤为必要。破裂期间，由本团同志利用八校欠薪罢课机会，组织八校读书运动会、教育基金运动会，从感情联络入手，一方消灭旧嫌，一方为恢复学联之预备，结果，该会果于去年腊月由中之四校调和重行恢复。是次，该会加入学校约十六个。其中完全由同志代表出席者九校，故新章所规定之重要各点，及新职员之选举，皆依S·Y之意志而实现的。但是恢复未久，尚未能作有力之运动，现在从增加分子及充裕会费着手，不久内部充实之后，将来仍能继续作各种领袖的有力的运动也。

　　（二）各校学生会或自治会。前者为国立或少数私立学校所沿用，后者为教会学校所沿用。五四当年，这种会社几于无校无之，今则殊有零落之观，有者亦未有代表全校公意之能力，或本校临时发生若何问题时一度用之，以为解决问题而外，对于政治、社会诸问题殊少过问。

　　（三）各校内以感情为基础之各省同乡会。此种组织最无意义而最普遍，昔时人多不注意之。最近从事政治运动及团体组织之活动分子，忽发明利用同乡会为树立新势力之新法。其最著者为少年建国团之前身—湖湘学会之联络湖南人中非S·Y分子及反对S·Y是也。近如民权、民治皆仿其法。吾团亦采用之，且颇有效。北京以外之地方团，似可加之意焉。

　　（四）以研究学术为宗旨之艺术团体和学术团体。此种团体为横断一校或一地域之组织，其数在北京者亦属不少（惜无精密调查）。其中分子，大都为有头脑、有能力之青年，且多表同情于国民革命者。其中一变而为政治的团体者，亦属不少。此种组织，本团应最注意，平日宜令同志就其所好、所学者加入，先以联络，有机会即可多多吸收进步分子，或竟可使其变为国民革命的团体也。

　　（五）政客或他种主义者所暗中主持之半学术半政治的团体。此等组织在北京特多，如西北协会、民中俱乐部、民治主义同志会等等，利用少数同乡学生出而主持者为多。其人数少则二、三十人，多则百人以上。其能力，为有组织的运动则不足，捣乱、争小利、破坏国民革命军之阵容则有余。此等团体，吾人最堪注意破坏、扑灭或揭穿之也。

　　除以上五种学生组织之外，尚有值得善意注意者，如各校内或各校间之体育团体、剧团。此等团体，如能使同志多多加入，联络感情、宣传主义、吸收同志，最为有效。再者，值得敌意注意者，为教会学校及青年会之种种组织及其举动。北京教会学生，五四以后绝少加入学生运动者，对于学生联合会之主张内政外交皆应［不］过问，反对甚力，而对于哈丁纪念碑之树立，则热心万分，其无用及反动，可见一斑。

　　北京学生与国民党。

　　北京自恢复国会，以政客而强奸教育，贿选成功以来，一般学生所受之刺激不少。他们一方对于北京政府绝望，一方对于国民革命遂形信托。观于北京、南京、奉天、上海之民意投票之推崇中山，及驱彭运动当时之请中山北伐、组织国民政府，皆足为学生倾向国民革命，赞成国民党之明证。北京方面尤为狂热，除我S·Y昔与国民党合作外，加入之团体有民治主义同志会。该会在驱彭以前，不过是只北大二十余人耳，至国民党改组大会时，分子增加至二百人左右，有受民党津贴之出版物《民生周刊》一种，鼓吹三民主义。又有一种团体名民权社，于广州大会闭会后，首倡三角同盟打倒S·Y。二为少年建国团，初由反对S·Y之湖南人所组织，由湖湘学会、中华学会而改为今名。该会在诸团体中成立最晚，而进行最猛，团员号称二百一十人，人颇言其以国民党正统自期（对北京各种小团体言）。广州大会后，与民权社互相唱和。至最近，又（为）争执行部位置，及预备市党部委员之选举竞争，最近且与民权社相结甚固。其拉拢（介绍）国民党员（为投票计）之力、（滥）亦相当。北京学生与国民党得此种小团体为之中介，其在北京之活动，表面顿形热闹。就好方面说，是学生一时皆集中于国民党——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前途发达大有可观，然就目下情形而言，此等团体固不能实际行动，且此种小组织愈多，必至纷扰有加，革命不足。若以本团地位而言，更为不利，盖此等团体，大半以S·Y为攻击之目标者也。上述之点，与吾人加入国民党合作之政策上，大有参考之价值，愿予以十分之注意（原稿在以上这段文字上，作了“团体竞争”四个字的眉批——编者注）。

　　北京学生与S·Y。

　　北京学生之知S·Y者，除北大外，为数不多，然一年来，知者殆很不少。就知者中，骇怕、妒恨与同情者各半。其所以恨者，多因学生界事皆S·Y同志所主持，有时态度（以个人方面为多）之不经意或有陷于包办，致非同志之同事有时有被利用或欺骗之感（民权社及建国团即有此感）。其赞成者，则以S·Y做事之能力，任事之精神，态度之光明，胜过民治等然也。前者反对S·Y，据其所言，皆非反对S·Y之主义，乃反对S·Y做事的人——此点值得反省。此次于介绍国民党党员中，得不少新同志。此辈皆信社会主义，而不知有此项实行主义之机关者，此等现象，或者为我们同志太不置意于宣传所致。

　　可注意的蒙藏学生。

　　北京有个蒙藏学校，学生百五十人，皆蒙、藏官费送来者也。此次本团为国民党介绍党员，得一与他们接触的机会，深觉此辈学生将来于蒙、藏事业之发展，有极大之希望。现加入本团有最进步者一人，入民党者数十人。此后，北京地方当注意此新方向，现在不过提提而已。

　　广州

　　广州初为农业社会，以地滨海，近卅年间，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业制度崩坏，工商业又不能自力发展，失业者甚众，人民经济贫困，由是经济变动及于穷乡僻壤。所谓士之阶级，书香之家，已成破落户，不能自持。加之十三年来，政治扰乱，兵燹遍全省，人民迁徙流离，痛苦不堪，以致全省教育不振，文化低落。在这种经济政治状况之下，发见两种学生。第一种，是投身在教会学校里面读书，希望毕业后在洋人所管的生产机关，或教育机关谋生混饭吃，以及想做官发财。此种人教育出来，只是洋人的奴隶，帝国资本主义之走狗。第二种，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厌乱食贫，无法解决自己问题，便想复古，读圣贤书。此种人，以在乡间及私塾里为多。其思想介在此二种之间的学生，为数亦不少。

　　广州除我们的新学生社之组织外，尚有民权社（七十余人）和知用社（四十余人）。前者好虚荣，不肯参加实际群众运动。曾办一《民权半月刊》，因在校中取得地位而逐渐涣散，我们同志加入活动，现有可取而代之之势。知用社是研究文学团体，妄谈时事，遭我们之痛斥，唯颇得一般商人同情。

　　广州学生联合会为一种不生不死团体，有大事如反曹及海关运动时，即出来运动号召一下，事过即行死去。其中教会学校学生较占势力，曾于去年暑期发起一次平民教育运动，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四所。该次运动，我们新学生社同志加入合作，故教员多为我们的社员。该会自该次运动后，复寂然无闻矣。我们同志现在正谋加入该会，在进行中。

　　香港

　　香港是商人与一般满清遗老及失败官僚托足地，他们的思想是复辟的，因此旧礼教观念充满群众脑海。他们的子弟自然头脑顽固，但同时都羡慕资本主义，年纪稍长，无不习英文。

　　帝国主义者在香港，实施其奴隶教育及基督教宣传，因此，香港学生绝无觉悟，与新文化格格不相入。香港学生既多为官僚及洋买办家子弟，其于学校毕业后，又多靠洋人为生，无毕业后失业的恐惧，故其学生，迥与中国内地小资产阶级性质之学生不同，而学生运动难有希望。我们同志在学生中亦无如何势力。然而，我们同志现正计画在该地组织一公开的学生团体，吸收比较进步分子，做传播新文化及反对外人的运动。

　　安徽及其他各地

　　安徽的学生运动，在过去是很激烈的，为驱逐李兆珍而罢课、罢市，为争教育费而流血，为贿选而捣毁议员家宅，都是安徽学生反抗军阀的行为。安徽学员是很奋斗的，可惜我们在其间没有主义的宣传。安徽而外，福建学生亦甚革命，抵制日货、反抗军阀，都闹过几次风潮，可惜我们在该地一点也没有组织。在上海、南京许多学生更笼罩在外人教育势力范围之下，在此处，学生界的空气，缺乏革命精神。他们所崇拜的是金钱主义，他们的目的是将来找饭碗与位置，他们学得最好的（是）英文，无一点反抗政治与从事社会活动的兴趣。外人在中国教会教育之成功，当以江、浙为最了。

　　湖南

　　湖南学生之思想，在此时可谓正在一反动时代，从前种种活动，皆日见沈寂，毫无进步。最大多数，皆麻木不仁，不问世事。其余浪漫的、空想的、自私的思想，亦占大势力。全省而论，约有半数之学校内无一同志。

　　学校中有学生会、自治会等之组织者，约有三分之二，其余均极散漫，毫无系统。学生联合会除在长沙为同志从中所主持，尚比较有统率学生之能力外，其余各处，则仅存其名义而已。以同乡关系组织之学友会，则颇形发达，然仅参与地方事务，毫无统一的联络。各种学术研究会，亦均在教员指挥之下而成立，甚少自动的大规模的组织。以意志结合的团体亦不多有，除同志组织有三四个团体外，稍名于社会者，仅一青年学会（安其社组织），然现时亦无形涣散。

　　学生界之出版物，除学生联合会周刊外，各校发行刊物者，亦复不少。各地方学友会之周报、旬报，在长沙最盛期，几有二十余种之多，现时存在者不过八种矣。

　　各种社会运动，学生参入者以爱国运动为最热烈。青年救国团（长沙）、爱国励进会（衡阳），人数均多至数百。平民教育运动，农村运动，则仅同志参加。此外各种游行会、追悼会亦尚能有多数学生足迹。

　　文学书籍在学生界行销最盛，次之，则为社会主义书籍。《觉悟》在各校约销三百份，《中国青年》最多时行销至六百余份之多。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26，第103—110页（汉文原件）

　　①这份报告是原共产国际收存的中文手稿原件。在其扉页上写有“Докдад ом щу Чжмаи”（即守常交来的报告）。扉页的左上角标有“12、Ⅻ、1924”。收在全宗514号中的“报告”共四份：《全国学生运动状况》、《全国国民运动状况》、《全国劳动运动状况》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前三份文献无署名，均用《政治生活周报》的稿纸以毛笔书写。第四份文件是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名义写的，报告首页上除盖有北方分部的印章外，还盖有“书记张农”的圆形印章。这四份文件的档案页码编号是连续的。前三份文献，虽无署名，但档案上却明确注明是“守常交来的报告”。尽管如此，我们尚不宜匆忙确定就是李大钊的手稿，故暂作附录收入之，供大家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订。这几份文献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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