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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答王敬轩先生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复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子,自有排斥孔子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话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那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流弊之大,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术代宗教》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那可糟糕,恐怕你这位老道,也不免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唯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

  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想先生意中,必以为这一篇经天纬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诸记者拜服得五体投地;又想先生提笔大圈大点之时,必摇头摆脑,自以为这一句是一唱三叹,那一句是弦外之音,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对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对得极工;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认为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キ”)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处”,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唯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些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唯强是从”,不愿下这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时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

  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再辩。至于樊易二人的笔墨,究竟是否“烂污”,且请先生看看下面两段文章——

  ……你为我喝采时,震得人耳聋。你为我站班时,羞得人脸红。不枉你风月情浓,到今朝枕衾才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场《蝴蝶梦》。……这《小上坟》的祭品须丰,那《大劈棺》的斧头休纵。今日个唱一出《游宫射雕》,明日里还接演《游龙戏凤》。你不妨《三谒碧游宫》,我还要《双戏桃山洞》。我便是《缝褡膊》的小娘,你便是《卖胭脂》的朝奉。(见樊增祥所著《琴楼梦》小说)

  ……一字之评不愧“鲜”,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兰片亦称珍味,不及灵芝分外鲜。……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试听喝采万声中,中有几声呼“要命”!两年喝采声惯听,“要命”初听第一声。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来喝采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见易顺鼎咏鲜灵芝诗。)

  敬轩先生!你看这等著作怎么样?你是扶持名教的,却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定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来证明。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懂文法的人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做不成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讲;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于《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己[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与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于记者;先生竟并作一谈,未免昏聩!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因为他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等,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巳[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一类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一类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

  《吟边燕语》是将莎士比亚所编戏曲中的故事,用散文写出,有人译为《莎氏乐府本事》,是很妥当的;林氏的译名,不但并无好处,而且叫人看了不能知道内容是什么东西,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若果如此,刁刘氏在天之灵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习惯,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截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记得有一部小说里,说有位抚台,因为要办古巴国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约章。可笑这位老夫子,脑筋简单,记不清古巴二字,却照英吉利简称曰英,法兰西简称曰法的办法,单记了一个古字,翻遍了衙门里所有的通商书,约章书,竟翻不出一个古国来。先生与这位老夫子,可称无独有偶!然而这是无关弘旨的,不过因为记者写到此处,手已写酸,乐得“吹毛求疵”,与先生开开玩笑。然在先生,却也未始无益,这一回得了这一点知识,将来便不至于再闹第二次笑话了。(又日本之梅谦次郎,是姓梅,名谦次郎。令业师“梅谦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则此四字之称谓,亦似稍欠斟酌。)先生这一段话,可分作两层解释: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如先生以为周作人先生的译笔不好,则周先生既未自称其译笔为“必好”,本志同人,亦断断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说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多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力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更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工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工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无意识的么?”

  承先生不弃,拟将胡适之先生《朋友》一诗,代为删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亦许向你拜门。无如“双蝶”“凌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气极活泼的原诗,改成了“双蝶凌霄,底事……”的“乌龟大翻身”模样,也未必就是“青出于蓝”罢!又胡先生之《他》,以“他”字上一字押韵,沈尹默先生之《月夜》,以“着”字上一字押韵,先生误以为以“他”“着”押韵,不知是粗心浮气,没有看出来呢?还是从前没有见识过这种诗体呢?“二者必居其一”,还请先生自己回答。至于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以“老爷”二字入诗,先生骂为“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绝无者而强以凑入”,不知中国古代韵文,如《三百》篇,如《离骚》,如汉魏古诗,如宋元词曲,所用方言白话,触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旧文学,难道平时读书,竟没有留意及此么?且就“老爷”二字本身而论,《元史》上有“我董老爷也”句,宋徐梦莘所做《三朝北盟会编》有“鱼磨山寨军乱,杀其统领官马老爷”句,这两部书中能把“老爷”二字用入,半农岂有不能用入诗中之理。半农要说句俏皮话:先生说半农是“前无古人”;半农要说先生是“前不见古人”;所谓“不见古人”者,未见古人之书也!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情感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有非引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的,就尽可以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在这一节里,可要用严厉面目对待你了!你也配说“研究小学”,真是颜之厚矣,不怕记者等笑歪嘴巴么?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是个象形字,《说文》里说是“象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它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解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五千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暑”字篆文作“”,是个形声字,《说文》里说“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如“渚”“楮”“煑”“豬”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从“”,“”声,“”同“自”,“”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虽然可以胡说八道,若依照篆文,把一字分为“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这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先生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记者等却看得很轻,因为这些东西,都只在字面上用工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正所谓雕虫小技。又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以为“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长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气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尽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是[自]道耳!”)

  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这两派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剌剌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辨。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举几条给先生听听。《文选》上有这样四句:“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聊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真是不通已极。又《颜氏家训》中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又说:“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此等处,均是滥用典故,滥打调子的好结果。到了后世,笑话愈闹愈多:如《谈苑》上说:“省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亲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嚎。”又《贵耳集》上说:“余千有王德者,僭窃九十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曰:“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铰之椅,手执铜锤之䤪。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传有两句骈文,不知是何人手笔:“我生有也晚之悲,当局有者迷之叹。”又当代名士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的张沧海先生——他文集里有一篇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烛序》,其中有一联为:“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敬轩先生,你既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拜读罢;如有不明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至于王渔洋的《秋柳》诗,毛病实不止胡先生所举的一端。因为就全体而论,正如约翰生所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此外并没有什么好处。

  散体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拟《周诰殷盘》,也还值得一辨:今先生所崇拜的至于桐城而止,所主张的至于“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二语而止,记者又何必费了气力与你驳,请你看一看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古文十弊”一篇里的话罢:

  ……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为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为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中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

  先生!这段议论,你如果不肯领教,我便介绍一部妙书给你看看,那是《别下斋丛书》中的一种,书名我巳[已]忘去了,中间有一封信,开场是:

  某白:复何言哉!当今之世,知文者莫如足下;能文者莫如我。复何言哉!……

  这等妙文,想来是最合先生胃口的,先生快去朝夕讽诵罢!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望平心思之。”)

  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事,将来另有论文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

  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名学”,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人既不能把Logic撰为己有,说是他们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也决不能把它硬当作“名学”。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屦”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学是今学,我们把他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互相参证,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生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且“罔两”有三义;第一义是《庄子》上的“罔两问景”,言“影外微阴”也;第二义是《楚辞》上的“神罔两而无主”,言“神无依据”也;第三义是《鲁语》上的“木石之怪,曰夔,罔两”,与“魍魉”同。若先生当真要附会,似乎第二义最近一点,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取的音,因为“罗”字决不能赅括演绎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又“Bank”译为“板克”,也是取音;先生以“大板谓之业”来解释这“板”字,是无论那一种商店都可称“板克”,不必专指“银行”;若有一位棺材店的老板,说“小号的圆心血‘板’,也可以在‘营业上操胜算’,小号要改称‘板克’”,先生也赞成么?又严先生的“板克”,似乎是写作“版克”的,先生想必分外满意,因“版”是“手版”,用“手版”在“营业上操胜算”,不又是先生心中最喜欢的么?

  先生对于此等问题,似乎可以“免开尊口”,庶不致“贻讥通人”;现在说了“此等笑话”,“自暴其俭学”,未免太不上算!

  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

  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大红布的嫁时棉袄,说是世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绣的面;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然而已比先生高明了)?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许多“胡说乱道”,“七支八搭”的“混蛋”!把种种学问,闹得非驴非马,全无进境(先生即此等人之标本也)。此等人,钱玄同先生平时称他为“古今中外党”,半农称他为“学愿”,将来尚拟专作一文,大大的抨击一下,现在且不多说。

  原信“自海禁大开”以下一段,文调甚好,若用在乡试场中,大可中得“副榜”!记者对于此段,唯有于浩叹之后,付之一笑!因为现在正有些人,与先生大表同情,以为外国人在科学上所得到的种种发明,种种结果,无论有怎样的真凭实据,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外国人说人吃了有毒霉菌要害病,他们偏说蚶子虾米还吃不死人,何况微菌,外国人说鼠疫要严密防御,医治极难,他们偏说这不打紧,用黄泥泡汤,一吃就好!甚至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拜跪;为了讲求卫生,竟有那种谬人,打破了运动强身的精理,把道家“采补”书中所用的“丹田”“泥丸宫”种种屁话,著书行世,到处演说。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习的学堂,定有主张定叶德辉所刊《双梅景暗丛书》为卫生教科书的时髦教育家!哈哈!中国人在《阎王簿》上,早就注定了千磨万劫的野蛮命;外国的科学家,还居然同他以人类之礼相见,还居然遵守着“科学是世界公器”那句话,时时刻刻把新知识和研究的心得交付给他;这正如康有为所说“享爰居以钟鼓,被猿猱以冠裳”了!

  来信已逐句答毕;还有几句骂人话,如“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等,均不必置辨。但有一语,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这两句,是南社里的出品,因为先生喜欢对句,所以特地借来奉敬。)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末了那个“”字,孔融曹丕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书札里,似乎未曾用过,不知当作何解;先生“居恒研究小学”,知“古人造字之妙”,还请有以语我来!余不自。

  记者(半农)

  1918年2月19日

  附:

  王敬轩君来信

  新青年诸君子大鉴。某在辛丑壬寅之际。有感于朝政不纲。强邻虎视。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归国以后。见士气嚣张。人心浮动。道德败坏。一落千丈。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伦亡。夫妇道苦。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尤喜摭拾新学之口头禅语。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曳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鄙人观此。乃知提倡新学。流弊甚多。遂噤不敢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衋焉心伤。某虽具愚公移山之志。奈无鲁阳挥戈之能。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日者过友人案头。见有贵报。颜曰新青年。以为或有扶持大教。昌明圣道之论。能拯青年于陷溺。回狂澜于既倒乎。因亟假读。则与鄙见所期。一一皆得其反。噫。贵报诸子。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贵报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者虑无不指发。且狂大之谈。固无伤于日月。初无待鄙人之驳斥。又观贵报对于西教。从不排斥。以是知贵报诸子殆多西教信徒。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

  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于是符号之形式遂不能不多变。其在句中重要之处。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或亦用密点。乃志于一句之后。拙劣如此。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甚矣其惑也。贵报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其尤可骇怪者。于古人。则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震川方望溪。于近人。则崇拜李伯元吴趼人而排斥林琴南陈伯严。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对于易哭庵樊云门诸公之诗文。竟曰烂污笔墨。曰斯文奴隶。曰丧却人格。半钱不值。呜呼。如贵报者。虽欲不谓之小人而无忌惮。盖不可得矣。今亦无暇一一辩驳。第略论其一二。以明贵报之偏谬而已。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为不通。历引古人之文。谓之字为止词。而踣字是内动词。不当有止词。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声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适屦。其书本不足道。

  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胡君谓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处两句。起首皆有而字。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两句紧相衔接。文气甚劲。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踣。则句太短促。不成音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则文气又近懈矣。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未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则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移译。致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

  又贵报之白话诗。则尤堪发噱。其中有数首。若以旧日之诗体达之。或尚可成句。如两个黄蝴蝶改为双蝶。飞天上改为凌霄。不知为什么改为底事。则辞气雅洁。远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韵。沈君之月夜。通首用着字叶韵。以及刘君之相隔一层纸。竟以老爷二字入诗。则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意作者下笔之时。恐亦不免颜赧。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则必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强以凑入耳。此等妙诗。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深恐为人耻笑。于是先发制人。攻踣之不遗余力。而后可以自便。某迂儒也。生平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居恒研究小学。知中国文学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笔为男。男为阳为天。故此笔之末。尖其锋以示轻清上浮之意。右笔为女。女为阴为地。故此笔之末。顿其锋以示重浊下凝之意。又如暑字中从土。上从日。谓日晒地上也。下又从日。谓夕阳西下之后日入地下也。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则暑气大盛也。中“丿”贯其上下二日。以见二日仍是一日。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少至一画。多或四五十画。书于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匀。(如一字不觉其扁。鸾字不觉其长。)古人造字之妙。岂西人所能梦见。其对偶之工。尤为巧不可阶。故楹联之文。亦为文学中之一体。西字长短无定。其楹联恐未能逮我。不但楹联。如赋如颂如箴如铭。皆中国国粹之美者。然言西洋文学者。未尝称道及此。即贵报专以提倡西洋文学为事。亦只及诗与小说二种。而尤偏重小说。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其文学之荒伧幼稚。尚何待论。

  此等文学。居然蒙贵报诸子之崇拜。且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今请正告诸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惟中国能之。骈体对仗工整。属句丽辞。不同凡响。引用故实。采撷词藻。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不能工也。(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胡君斥王渔洋秋柳诗。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钱君斥佩文韵府为恶烂腐朽之书。此等论调。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免致贻讥通人。)散体则起伏照应。章法至为谨严。其曲折达意之处。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令读者一唱三叹。能得弦外余音。非深明桐城义法者。又不能工也。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西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年而语。顾乃斥之曰妖孽。曰谬种。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

  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曰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不过反对贵报诸子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鄙人以为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愿贵报诸子慎勿蹈之也。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然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五千年文物礼义之邦。精神文明。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西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对之。束手无策。近见有戴子光君发明之治鼠疫神效汤。谓在东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极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者白喉忌表抉微一书。论症拟方。皆极精当。西人则除用血清外。别无他法。于此可见西医之不逮中医。)惟工艺技巧。彼胜于我。我则择取焉可耳。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若专恃西学而蔑弃中学。则国本既隳。焉能五稔。以上所言。知必非贵报诸子所乐闻。鄙人此书。不免有失言之愆。然心所谓危。不敢不掬诚相告。知我罪我。听诸国人之公论而已。呜呼。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辛有之叹。不图于吾生亲见之矣。哀哉哀哉。率布不尽。顺颂

  撰安。

  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王敬轩

  【按,所谓王敬轩来信,即钱玄同以假名所拟。见钱玄同集《文学革命之反响》。其实也就是古文“或曰”、答客问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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