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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海上花列传》(3)


  第三段:说这书的坏处。

  一部书做得无论怎样好,总不免有些毛病,因为作者的精神,总不免有疏懈的时候,识力也总不免有彀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于局部而是有关全书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轻轻放过了。

  本书所有的不能宽宥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从高亚白尹痴鸳两个狗头名士上了场,书便大大的减色;自从齐韵叟那老饭桶上了场,书更大大大大的减色。原来狗头名士,在本书中断断用不着。即使要用一个凑凑趣,有了方蓬壶也就够极了(书中写蓬壶,着实写得好)。不料作者把蓬壶看做了倒夜壶的坯料(回三三),却把亚白痴鸳两个倒马桶的坯料捧倒什么似的,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饭桶,在书中也实在用不着。要用来凑趣,前面有了一个黎篆鸿,配上了一个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热闹得可以了。不料后文又大吹大擂请出一个齐韵叟来,又大吹大擂的把书中人大半拉倒了此老门下去。于是一部书顿由趣味浓郁的境界,转入单调的境界,转入无聊的境界:这是不得不替作者万分可惜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他所记的是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不得不这样记。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家不比新闻记者与历史家,即使所记是事实,也尽该剪裁斟酌,决不能拖泥带水照直写上。又有人说;他是因为前而写了许许多多的堂子经络,不免人家看了讨厌,所以后面转出一番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来,使阅者眼光一变。这句话说得近了些了,然而还是不对。因为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根本上就是些死东西,是写不出色的。作者果为别翻花样,以新耳目起见,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的描写一番呢?这本是他擅长的事,他为什么不走这路,却走到一条死路上去呢?

  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他所以要走这一条路的理由来了。一层是他想把他的理想人物(英雄)表出,二层是他要设法把许多零零碎碎,他自己以为得意的文学作品,插入书中。

  他的理想人物,当然就是高亚白。他说他能文能武,而且能医病。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讨厌不讨厌!幸而李漱芳的病,终于是死的,若说自经高亚白一医,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得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领教着了!高亚白的词(回三三),很平常;《帐铭》(回四○),很平常;尹痴鸳的《秽史》(回五一),文笔也很平常;“鸡”“鱼”“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四○),不成东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东西;求其略略像样的,只有一联咏桃花的诗: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回四○,页八)

  和一联咏残柳的诗:

  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同上,页九)

  至于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作者却把它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这就可以见出作者在诗文上面的见解的谬陋了。

  人的知识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进展,平均发达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枝做写实文章的妙笔,而对于做小品诗文的观念,竟如此其谬陋,原不是件离奇的事。所可惜者,他这样一来,把一部很好的书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许多来给这些无聊的东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讨厌,头痛,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时将他所最得意的特别笔法也忘去了:例如从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径写一笠园中的事,中间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余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精采,叫看的人看到此处,疑心自己已换看别书,不复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处处有波澜,处处有变化,决不是这样单调的。同时他因为要实写齐韵叟的“风流广大教主”的头衔,就不得添上许多呆事,如姊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类:将这类事也混进了书中,书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书中虽然有了这许多的坏处,他的好处,却并不因此而淹灭;因为究竟是好处多,坏处少。我们看书的,只须自己能分别他的好坏就是了。

  最后一段:说方言文学。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譬如这样一句极简单的话:

  “我是没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间意义是有的,逻辑的神味也有的,说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他译作:

  “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逻辑的神味之下,完全换了个南方神味了,假使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若是全用苏白写,那就非但北京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提出抗议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但假使有人能将此中重要细为指出,或有将同一篇文字,用两种语言写成,互相比较,则其优劣得失,便立时可以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来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真确,若要用别种语言来翻译一过,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相当的牺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话,就是因为文言乃是一种翻译品,它将白话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完全消失了(文言可算得是全无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样,若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须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的做出许多方言文典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

  吴语文学的作品,我们已有的是许多的弹词,小曲,和小说。但弹词、小曲是韵文的,中间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将吴语的特长充分表现;至于小说,我们还没有能找出比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为止,我们应当承认这书为吴语文学中的代表著作。这是就文学方面说。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e)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找出许许多多有关系的史料。例如明园华众会之类,是上海“洋场”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面二十八文,四个人的房饭每天八百文,是经济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的向我说:“现在是老爷和太太也同坐马车了;在民国以前,谁也不见这样的怪事!”他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因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苏州,还只看见嫖客与婊子同坐马车,没有看见过老爷与太太。今看书中,知道当时便是嫖客与婊子,有时还要分坐两车。这种风会的转移,不又是民俗史中的好材料么?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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