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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三十五

  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痛,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到北平。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的都化开,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的呼应着。一切都有了生意,只有北平的人还冻结在冰里。

  苦了小顺儿和妞子。这本是可以买几个模子,磕泥饽饽的好时候。用黄土泥磕好了泥人儿,泥饼儿,都放在小凳上,而后再从墙根采来叶儿还卷着的香草,摆在泥人儿的前面,就可以唱了呀:“泥泥饽饽,泥泥人儿耶,老头儿喝酒,不让人儿耶!”这该是多么得意的事呀!可是,妈妈不给钱买模子,而当挖到了香草以后,唱着“香香蒿子,辣辣罐儿耶”的时候,父亲也总是不高兴的说:“别嚷!别嚷!”

  他们不晓得妈妈近来为什么那样吝啬,连磕泥饽饽的模子也不给买。爸爸就更奇怪,老那么横虎子似的,说话就瞪眼。太爷爷本是他们的“救主”,可是近来他老人家也仿佛变了样子。在以前,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葫芦秧子,和什么小盆的“开不够”与各种花仔儿。今年,他连萝卜头,白菜脑袋,都没有种,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

  爷爷不常回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忘记给他们带点吃食。这时候不是正卖豌豆黄,爱窝窝,玫瑰枣儿,柿饼子,和天津萝卜么?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小顺儿告诉妹妹:“爷爷准是爱说瞎话!”

  祖母还是待他们很好,不过,她老是闹病,哼哼唧唧的不高兴。她常常念叨三叔,盼望他早早回来,可是当小顺儿自告奋勇,要去找三叔的时候,她又不准。小顺儿以为只要祖母准他去,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来。他有把握!妞子也很想念三叔,也愿意陪着哥哥去找他。因为这个,他们小兄妹俩还常拌嘴。小顺儿说:“妞妞,你不能去!你不认识路!”妞子否认她不识路:“我连四牌楼,都认识!”

  一家子里,只有二叔满面红光的怪精神。可是,他也不是怎么老不回来。他只在新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大模大样的给太爷爷和祖母磕了头就走了,连一斤杂拌儿也没给他们俩买来。所以他们俩拒绝了给他磕头拜年,妈妈还直要打他们;臭二叔!胖二婶根本没有来过,大概是,他们猜想,肉太多了,走不动的缘故。

  最让他们羡慕的是冠家。看人家多么会过年!当妈妈不留神的时候,他们俩便偷偷的溜出去,在门口看热闹。哎呀,冠家来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每一个都打扮得那么花哨好看,小妞子都看呆了,嘴张着,半天也闭不上!她们不但穿得花哨,头和脸都打扮得漂亮,她们也都非常的活泼,大声的说着笑着,一点也不象妈妈那么愁眉苦眼的。她们到冠家来,手中都必拿着点礼物。小顺儿把食指含在口中,连连的吸气。小妞子“一、二、三,”的数着;她心中最大的数字是“十二”,一会儿她就数到了“十二个瓶子!十二包点心!十二个盒子!”她不由的发表了意见:“他们过年,有多少好吃的呀!”他们还看见一次,他们的胖婶子也拿着礼物到冠家去。

  他们最初以为她是给他们买来的好吃食,而跑过去叫她,她可是一声也没出便走进冠家去。因此,他们既羡慕冠家,也恨冠家——冠家夺去他们的好吃食。他们回家报告给妈妈:敢情胖婶子并不是胖得走不动,而是故意的不来看他们。妈妈低声的嘱咐他们,千万别对祖母和太爷爷说。他们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而只觉得妈妈太奇怪;难道胖二婶不是他们家的人么?难道她已经算是冠家的人了么?但是,妈妈的话是不好违抗的,他们只好把这件气人的事存在心里。小顺儿告诉妹妹:“咱们得听妈妈的话哟!”说完他象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仿佛增长了学问似的。

  是的,小顺儿确是长了学问。你看,家中的大人们虽然不乐意听冠家的事,可是他们老嘀嘀咕咕的讲论钱家。钱家,他由大人的口中听到,已然只剩了一所空房子,钱少奶奶回了娘家,那位好养花的老头儿忽然不见了。他上哪儿去了呢?没有人知道。太爷爷没事儿就和爸爸嘀咕这回事。有一回,太爷爷居然为这个事而落了眼泪。小顺儿忙着躲开,大人们的泪是不喜欢教小孩子看见的。妈妈的泪不是每每落在厨房的炉子上么?

  更教小顺儿心里跳动而不敢说什么的事,是,听说钱家的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预备再租给日本人。日本人还没有搬了来,房屋可是正在修理——把窗子改矮,地上换木板好摆日本的“榻榻密”。小顺儿很想到一号去看看,又怕碰上日本人。他只好和了些黄土泥,教妹妹当泥瓦匠,建造小房子。他自己作监工的。无论妹妹把窗子盖得多么矮,他总要挑剔:“还太高!还太高!”他捏了个很小的泥人,也就有半寸高吧。“你看看,妹,日本人是矮子,只有这么高呀!”

  这个游戏又被妈妈禁止了。妈妈仿佛以为日本人不但不是那么矮,而且似乎还很可怕;她为将要和日本人作邻居,愁得什么似的。小顺儿看妈妈的神气不对,不便多问;他只命令妹妹把小泥屋子毁掉,他也把那个不到半寸高的泥人揉成了个小球,扔在门外。

  最使他们俩和全家伤心的是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

  常二爷的生活是最有规律的,而且这规律是保持得那么久,倒好象他是大自然的一个钟摆,老那么有规律的摆动,永远不倦怠与停顿。因此,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可是他自己似乎倒不觉得老迈;他的年纪仿佛专为给别人看的,象一座大钟那样给人们报告时间。因此,虽然他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一升火就象砖窑似的屋子,穿的是破旧的衣裳,可是他,自青年到老年,老那么活泼结实,直象刚挖出来的一个红萝卜,虽然带着泥土,而鲜伶伶的可爱。

  每到元旦,他在夜半就迎了神,祭了祖,而后吃不知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他的那点猪肉必须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财神,才作一顿元宝汤的。吃过了素馅饺子,他必须熬一通夜。他不赌钱,也没有别的事情,但是他必须熬夜,为是教灶上老有火亮,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老烧着一线高香。这是他的宗教。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真有什么灵应,但是他愿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他买不起鞭炮,与成斤的大红烛,他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柴炭,迎接新年,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后半夜,他发困的时候,他会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经凉风儿一吹,他便又有了精神。进来,他抓一把专为过年预备的铁蚕豆,把它们嚼得嘣嘣的响。

  他并不一定爱吃那些豆子,可是真满意自己的牙齿。天一亮,他勒一勒腰带,顺着小道儿去“逛”大钟寺。没有人这么早来逛庙,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豆汁摊子,大糖葫芦,沙雁,风车与那些红男绿女。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只要那座庙还存在,世界仿佛就并没改了样,而他感到安全。

  看见了庙门,他便折回来,沿路去向亲戚朋友拜年。到十点钟左右,他回到家,吃点东西,便睡一个大觉。大年初二,很早的祭了财神,吃两三大碗馄饨,他便进城去拜年,祁家必是头一家。

  今年,他可是并没有到大钟寺去,也没到城里来拜年。他的世界变了,变得一点头脑也摸不着。夜里,远处老有枪声,有时候还打炮。他不知道是谁打谁,而心里老放不下去。象受了惊吓的小儿似的,睡着睡着他就猛的一下子吓醒。有的时候,他的和邻居的狗都拚命的叫,叫得使人心里发颤。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夜里又过兵来着!什么兵?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没人知道。

  假若夜里睡不消停,白天他心里也不踏实。谣言很多。尽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可是只要过来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便带来一片谣言。有的说北苑来了多少敌兵,有的说西苑正修飞机场,有的说敌兵要抓几千名案子,有的说沿着他门前的大道要修公路。抓案?他的儿子正年轻力壮啊!他得设法把儿子藏起去。修公路?他的几亩田正在大道边上;不要多,只占去他二亩,他就受不了!他决定不能离开家门一步,他须黑天白日盯着他的儿子与田地!

  还有人说:日本人在西苑西北屠了两三个村子,因为那里窝藏着我们的游击队。这,常二爷想,不能是谣言;半夜里的枪声炮响不都是在西北么?他愿意相信我们还有游击队,敢和日本鬼子拚命。同时,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教敌人给屠了。想想看吧,德胜门关厢的监狱不是被我们的游击队给砸开了么?他的家离德胜门也不过七八里路呀!屠村子是可能的!

  他不但听见,也亲眼看见了:顺着大道,有许多人从西北往城里去,他们都扶老携幼的,挑着或背着行李。他打听明白:这些人起码都是小康之家,家中有房子有地。他们把地象白给似的卖出去,放弃了房子,搬到城里去住。他们怕屠杀。这些人也告诉他:日本人将来不要地税,而是要粮食,连稻草与麦杆儿全要。你种多少地,收多少粮,日本人都派人来监视;你收粮,他拿走!你不种,他照样的要!你不交,他治死你!

  常二爷的心跳到口中来。背着手在他的田边上绕,他须细细的想一想。他有智慧,可是脑子很慢。是不是他也搬进城去住呢?他向西山摇了摇头。山,他,他的地,都永远不能动!不能动!真的,他的几亩地并没给过他任何物质上的享受。他一年到头只至多吃上两三次猪肉,他的唯一的一件礼服是那件洗过不知多少次的蓝布大褂。可是,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地。离开他的地,即使吃喝穿住都比现在好,他也不一定快活。有地,才有他会作的事;有地,他才有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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