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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说不定,也许要两个礼拜。”

  我到这时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生活是这样地烦闷,时局是这样地不好,而她又要回家去……唉!我没有话可说了。我没有再说挽留她的话,因为我看她的意思是很坚决的,就是挽留也是不发生效力的呵!爱人!……安慰!……甜蜜的幻想!……这时对于我所遗留的,只是无涯的怅惘,说不出的失望。

  “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午还有课……”

  她立起身,我也随着立起身来,但没说一句话,似乎失落了一件什么要用的东西,而又说不出什么名字来。我送她下楼,送她走出门外,如往时一样,但是往时当她临行时,我一定要吻她一下,问她什么时候再来,今天却把这些忘却了。当我回转头来经过客堂时,淑君含笑地问我道:

  “陈先生!密斯郑的学堂还在上课吗?”

  “大约还在上罢。”我无精打采地回了一句。

  “近来风声很紧,有很多的人都跑到乡下去了。”

  “是的,密斯郑说,她也要回家去。”

  “她也怕吗?哈哈!这又有什么怕的呢?”

  “我不知道她怕不怕,也许是因为怕的缘故罢?”

  “陈先生!只有我们才不怕……”

  淑君说这句话时,显现出一种矜持的神气。她的面孔荡漾着得意的波纹,不禁令我感觉得她比往日可爱些。

  § 九

  过了三天,我接到了玉弦一封简单的信,信上说,她不得已因事回家,上车匆匆,未及辞行,殊深抱歉,请我原谅……呵!就是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我真没有料得到。这封信所给我的,也只是无涯的惆怅,与说不出的失望。

  玉弦走了的第二天,空前的大屠杀即开始了。……

  我是一个流浪的文人,平素从未曾做过实际的革命的运动。照理讲,我没有畏避的必要。我不过是说几句闲话,做几篇小说和诗歌,难道这也犯法吗?但是中国没有法律,大人先生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当你被捕或被枪毙时,你还不知道你犯的是哪一条法律,但是你已经是犯法了。做中国人真是困难得很,即如我们这样的文人,本来在各国是受特别待遇的,但在中国,也许因为说一句闲话,就会招致死刑的。唉!无法的中国!残酷的中国人!……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小心一点,不得不防备一下。我是一个主张公道的文人,然而我不能存在无公道的中国。偶一念及我的残酷的祖国来,我不禁为之痛哭。中国人真是爱和平的吗?喂!杀人如割草一般,还说什么仁慈,博爱,王道,和平!如果我不是中国人,如果我不同情于被压迫的中国群众,那我将……唉!我将永远不踏中国的土地。

  我不得不隐避一下。我的住址知道的人很多,这对于我的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不得不做搬家的打算。是的,我要搬家,我要搬到一个安全的,人所不知的地方。但是我将如何对淑君的家人,尤其是对淑君,怎样说法呢?我住在她的家里已经很久了,两下的感情弄得很浓厚,就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今一旦无缘无故地要搬家,这却是从何说来?得罪了我吗?我住着不舒服吗?若不是因为这些,那么为什么要搬家?将我要搬家的原因说与他们听,这又怎么能够呢?我想来想去,于是我就编就了一套谎语,不但骗淑君的家人,而且要骗淑君。呵!倘若淑君得知道了这个,那她不但要骂我为怯懦者,而且要骂我为骗子了。

  日里我在S路租定了一间前楼,这个新住所,我以为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当晚我即向淑君的家人说,——淑君不在家,我要离开上海到西湖去,在西湖或要住半年之久,因此,不得不将我的书籍及一切东西寄存到友人的家里。等到回上海时,倘若他们的这一间楼面到那时没有人住,我还是仍旧搬来住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房东和房客之间的感情很好,我并且以为除了他们这样的房东而外,没有再好的房东了。

  “到西湖去住家?为什么要到西湖去住家?在上海住不好吗?我们已经住得很熟了,不料你忽然要搬家……”

  淑君的嫂嫂听了我要搬家的话,很惊异地,而且失望地向我这样说,我的回答是:学校关门了,薪水领不到,现在上海又是百物昂贵,我一个人的生活非百元不可,现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离开上海。西湖的生活程度比较低些,每月只要三四十元足矣,所以我要到西湖住半年,等到上海平静了,学校开门的时候,我还是要回上海的。

  我这一篇话说得他们没有留我的余地。淑君的母亲不做声,表示着很不高兴的样子,淑君的父亲听了我的话之后,竭力称赞我的打算是很对的。淑君这时还没有回来,也许在那里工作罢;如果她听了我要离开她的话,那她将做什么表示呢?我想她一定很不愿意罢?……好,这时她不在家里,对于我是很方便的事情——我不愿意看见她脸上有挽留我的表情。她的家人无论那一个,要说挽留的话,我都易于拒绝,但是淑君有什么挽留我的表示,那我就有点为难了。

  第二天清早我即把东西检点好了。淑君平素起身是很宴的,不料今天她却起来得很早。我本想于临行时,避免与她见面,因为我想道,倘若我与她见面,两下将有说不出的难过。但是今天她却有意地起来早些,是因为要送我的行呢?还是因为有别的事情?我欲避免她,但她却不欲避免我,唉!我的多情的淑君,我感激你,永远地感激你!

  淑君的父亲和哥哥很早地就到公司里去上工去了。老太婆还没有起来。当我临行时,只有淑君和她的嫂嫂送我。她俩的脸上满露着失望的神情。淑君似乎有多少话要向我说的样子,但是终于缄默住了。只有当我临走出大门的一刻儿,淑君依依不舍地向我问道:

  “陈先生!你现在就走了吗?”

  “……”

  我只点一点头,说不出什么话来。

  “到西湖后还常来上海吗?”

  “我至少一个月要来上海一次,来上海时一定要来看你们的。”

  “那可是不敢当了。不过到上海时,请到我们家里来玩玩。”

  “一定的……”

  “陈先生!你该不至于忘记我们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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