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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4)


  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

  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

  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正为古文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白话已兴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后无骈体,白话之后无古文”,那就用不着谁来提倡有意的革命了。又如胡先骕说的:

  胡君(胡适)……以过去之文字为死文字,现在白话中所用之字为活文字;……而以希腊、拉丁文以比中国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国白话。(比字上两个以字,皆依原文)……以不相类之事,相提并论,以图眩世欺人而自圆其说,予诚无法以谅胡君之过矣。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国文也。苟非国家完全为人所克服,人民完全与他人所同化,(与字所字皆依原文)自无不用本国文字以作文学之理。至义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为(原作之)国语之故,亦由于罗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转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为国语之必要也。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恰如汉文与日本文之关系。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其谁能指其非?胡君可谓废弃古文而用白话文,等于日人之废弃汉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其实胡适的答案应该是“正是如此”。中国人用古文作文学,与四百年前欧洲人用拉丁文著书作文,与日本人做汉文,同是一样的错误,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学。至于外国文与非外国文之说,并不成问题。瑞士人,比利时人,美国人,都可以说是用外国文字作本国的文学;但他们用的是活文字,故与用拉丁文不同,与日本人用汉文也不同。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至于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时间过近,我们还不便一一的下评判。但是我们从大势上看来,也可以指出几个要点:第一,白话诗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诗体初解放时,工具还不伏手,技术还不精熟,故还免不了过渡时代的缺点。但最近两年的新诗,无论是有韵诗,是无韵诗,或是新兴的“短诗”,都很有许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预料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第二,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

  这一年多(1921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

  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第四,戏剧与长篇小说的成绩最坏。戏剧还有人试做;长篇小说不但没有人做,几乎连译本都没有了!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现在试作新文学的人,或是等著稿费买米下锅,或是天天和粉笔黑板做朋友;他们的时间只够做几件零碎的小作品,如诗,如短篇小说。他们的时间不许他们做长篇的创作。这是一个原因。况且我们近来觉悟从前那种没有结构没有组织的小说体——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浒》式,已不能使人满意了,所以不知不觉的格外慎重起来。这个慎重的现象,是暂时的,也许是很好的。平心而论,与其多出几集无穷无尽的《官场现形记》一类的小说,倒不如现在这样完全缺货的好了。

  以上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至于详细的举例、详细的评判,我们只好等到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再补罢。

  十一,三,三

  (收入1923年2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4年3月《申报》出版此文之单行本)

  附录 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

  这部书是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以备一个时代的掌故,算不得什么著作。桥川先生竟把他译成日本文了,实在使我很惭愧。我只好借这个机会,指出一两处应补充之点。

  第一,这五十年的词,虽然没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鹏运(临桂人)、朱祖谋(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词学,翻刻宋、元词集,却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朱氏的《疆邨所刻词》,吴氏的《双照楼词》,都是极可宝贵的材料。从前清初词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见的词集,现在都成了通行本了。

  第二,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赏鉴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此外,如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元曲选》,如日本京都大学文科印行的元椠杂剧三十种,如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传奇》,如董康刻的《盛明杂剧》,都可算是这几十年中的重要供献。

  第三,小说向来受文士的蔑视,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古小说的发现,尤为这个时期的特色。《宣和遗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话》残本的刻行,《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来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说》的印行,都可给文学史家许多材料。近年我们提倡用新式标点符号翻印古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之类,加上历史的考证,文学的批评,这也可算是这个时期一种小贡献。

  以上不过是补充原本的遗漏,略表我对于译者的谢意和对于读者的歉意。

  中华民国十二年三月七日 胡适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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