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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田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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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录：廖仲恺先生答书 适之先生： 先生寄给我的信，对于《建设》杂志，太过恭维，真不敢当。先生能够早日把《国语的文法》做好寄来，不但使《建设》读者得受许多益处，并且使国语的文学有个规矩准绳，将来教育上也可得无限便利，这是我们同人所最恳切希望的。 先生在百忙中对于胡汉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内关于井田的观察，还肯费那么样贵重的时间，下那么样有价值的批评，可见先生对一个问题不肯苟且的态度，不遗巨细的精神，真是佩服。但是我们对于井田制度的观察，和先生所见，有些不同。现在先述汉民先生答辩先生的批评，其次再把我对于这问题的私见和先生讨论。汉民先生的意见是： （一）井田是不是全照孟子所说，这一点已经在《孟子与社会主义》那篇文章上（《建设》第一号）说“古代井田制度，除了《孟子》再没有可靠的书。孟子所说，是依据古制，或是参上他自己的理想，我们现在不必打这考据的官司”。但以理想推测，井田制虽不必尽照孟子所说那么整齐，却也断不至由孟子凭空杜撰。土旷人稀的时代，人民以一部落一地方共有田地，不是希奇古怪的事。 （二）日本服部宇之吉的《井田私考》也说，“《诗经》的‘公田’是属于公家的田，叫人民来佃作的，不必是行助法的‘公田’，好像汉代称天子所有的田做公田一般”。但加藤繁在《支那古田制之研究》驳他说，“《诗经》的‘公田’和汉代的‘公田’同不同，要慎重考究。如果孟子的时代属于公家的‘私田’就叫作‘公田’，那就什么人都不敢将‘雨我公田’一句做助法存在的证据，孟子何至提出来在滕国国君前混说。他要是这样混说，那是三尺童子都会驳他的，滕文公和毕战怎好采纳呢？孟子一点不疑心说出来，滕国君臣也不觉奇怪，这里就很有意味了。而且那土地公有的古代，人民没有发生土地的所有权，人君也不曾拿私有财产的样子‘所有’那些田地。 天下的田地分配在人民。虽有公地采地的分别，他的租税有入公家卿大夫的不同，然而同是人民享有耕种的普通田地，此外并没有公家当做私有财产所有的田土。我们看《诗经》和《左传》都未曾发现这样田土的痕迹。至汉代认做公家私田的公田，大抵是土地公有制度断烂灭裂，人民各私有其田士，富豪更兼并广大的地面，乘着个势子才起的。所以古时指井田一区做公田的话，到此时代，一变为公家的私产的意味”。加藤繁这段话，好像没有什么武断。就如“秦王翦为大将请美田宅甚众”。又“请善田者五人”。这种举动，在战国末期才见。又如“萧何买民田自污”。“贡禹被召，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这都是晚周所无的事。 （三）孟子以前确是没有什么人讲究井田制度。但是孟子以前的人谈政治的，都只爱说简单抽象的话，很少具体的说明一件政制的，不能因此就起疑心。 （四）《夏小正》有初服于公田的话。这本《夏小正》固然不能就认做夏时的著作，但最近由日本理学博士新城新藏氏研究，说《夏小正》所言天体现象，恰和周初西历纪元前一千年的观象相合。那么这本书或者编篡在西周初年。他所纪的天文农事可以认为周初的事情似乎也可于《诗经》之外作一旁证。 （五）井田法虽不可详考，总是土地私者权未发生的时代，共有共用土地的习惯之整顿方法。那时代土旷人稀，人的事业又不繁，各人有耕作便有生活，经济的基础，没有什么波澜。一旦崩坏，多数人的生活就操纵在豪强的手上。马克思说，“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为土地共产制崩坏以后，经济的组织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意大利的罗利亚（Loria）也说，“欧洲从前经济阶级发生，是在自由土地没落之后”。中国思想界之大变动，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于中国古代井田制度，向来没有十分研究；于欧洲古代封建制度，也没有用过工夫。但我以为凡豫想有信史以前的各种制度，无论中国外国，都是一件极冒险的事。想免这个危险，第一要紧的是在本国地方上有这制度残留的痕迹，或有那时代政府的记录的直接证据；其次在外国同阶级时代中有类似制度的旁证；再次有证明反证之不符的反证。对于井田制度，我现在的知识所能及的是： （一）井田制度，就假定他是事实，也因为相隔年代太远，变迁太多，万不会有他的痕迹留在今日；就是当时政府的记录，也不会存下数千年：这是我敢武断的。但是比较算是当时政府记录之一种的《春秋》，有“初税亩”（宣公十六年）一项记事。据《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公羊传》说，“……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榖梁传》说，“……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古者三百亩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证以《论语》所载“哀公向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可想见宣公税亩之后，年荒税重，百姓弃田不耕，有若所以劝哀公规复彻法的井田制；足民食即所以益税源，在经济，社会，财政政策上，都说得通。除此之外，要寻这‘彻’字的解释，就极难了。 此外还有《国语·鲁语》说，“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汝不闻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也是这类。这样看来，《春秋》“初税亩”这项记事，可以证明鲁国到宣公时“初”坏井田。这个证据若确，那么井田制度，不能断他全是孟子的“托名改制”、“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了。 （二）井田制度，我假定他是上古民族由游牧移到田园，由公有移到私有，当中一个过渡制度。以社会进化的程序看来，在先生叫所谓“半部落半国家的时代”，这种井田制度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自然会发生的。试考究欧洲古代“均地制度”Agrarian system的沿革，和经济农政学者对于土地公有私有问题互相聚讼的学说，便晓得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似乎不是可以理想否认的事。以我所知的Sir Henry Summer Maine所著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1871和Emile de Laveleye所著Primitive Property都是以他们考查所得各处土地原始的分配状态的结果，证明土地的均产制是原始时代各民族通有的制度。据Laveleye说，“在所有那些原始社会里的土地，是民族共同的产业，依期分给各家，所以各人能够因天然之赐，自食其力”。 他所举的证据很多，其中有一段说，“自由和自由的效果使一族中每个家长平等享有公产不可分的份子，就是日耳曼乡村主要的权利”。Primitive Property; p.116。又M. Guizot著《欧洲文明史讲义》、《法兰西文明史讲义》两本书，论日耳曼民族侵入罗马之后，以一种粗陋强健的生命注入罗马社会的结果，弄到日耳曼和罗马两个社会组织一齐破坏，“土地公有”和“产业独占”两种思想，混杂为一，铸成东罗马帝国后来给土耳其蹂躏的地方所有的制度。 亨利佐治在《进步和贫穷》那书里《土地私有之历史的研究》一节内，引了Guizot这议论，接着便说，“当时成立很快传播很广的封建制度，就是这两种思想混一的结果。但是躲在封建制度底下，而且和封建制度并行的，还有以耕田人之共有权做基础的原始组织，带着从前的根子复活，而他的踪迹遗留到全欧。这种原始组织，拿耕地来均分，把非耕地作公用，像古代意大利和撒逊时代的英伦所有的，至今在俄国专制政治农奴制度的底下，在塞尔维亚所受回教压迫的底下，还能保存。在印度虽是扫除了好些，然而经过多少回的战争，几百年的专制，还没有完全绝灭”。 后来有俄国莫斯科大学教授Vinogradoff所著Villainage in England很详细的研究英国封建时代之农奴制度和他的来历。其中有一段说英国在那时代所行的原野耕作制度，Open-field System和附随的情形，就是指明更古时代实行均地，可以想见原始的均产主义。他的确信是，“诸侯领土没有设定的地方，没有成形的时候，这种制度是很流行的，印度和在部落时代的意大利可以作证，……所以这种制度或可适合于领主，然而却不是领主的布置”。Ashley教授是不信那种Mark Theory在英国古代土地制度上有实证的。他在那本“历史的和经济的研究”讲中古均地制度那章里，批评Vinogradoff的书不精细之点和可疑的地方不少。但是关于原野耕作制度这说，他也不能不说，“我们或可推定英人在部落阶级的时代里，行过原野耕作法”。其他如Seebohm's Triba System in Wales所考Aberffraw领地内土地分配情形，和Wales族均田受地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考据。又据日本同文馆出版的“经济大辞书”内土地制度门类关于Feldgemeinschaft的说明如下，“共同耕作制度有二。于共有地上共同使用收益的本来之共同耕作制度，和拿共有地分期分割，而在期间内所分配的地上行个别的耕作，满期再行割换的割地制度。由农业史上说，本来之共同耕作制度先起，割地制度稍迟发达。……割地制度之成立，有和前者种种不同的原因。本来之共同耕作制度进步了，就生出个别的现念之发达，和比较的永续性。 而其结果，就认一定的期间内，在耕作地上有专属的使用权，所以生出这割换的制度。又由收税的关系上，国王自掌全领土的所有权，只许人民于一定期间在地上使用收益；他所以这样的缘故，有因一国的王征服他国，行他压制的手段的，也有因要矫正一部落内土地分配不平均的弊端的。各国的惯习，虽不一样，然而和土地共有制度一齐的占多数。Mir就是俄国里共同耕作制度之一种，采用割换制度，俄国人叫他做Obschtschtina。南洋爪哇也有一种割地制度，耕地完全是村乡所有，村民只有使用权，村乡团体直接对于国王负纳税的义务。……” 日本河田嗣郎所著的《土地经济论》，他的主旨是驳亨利佐治及土地公有一派的学说的，却是他论土地所有的沿革，也不能不认初民时代有团体共有土地那一个阶级。中国行井田制度的时候，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土地当然不会发生法律上私权的观念。人民是不能有地的，却无不能用地的。地之所出，一方养活人民，一方供给国用，好处就是这里。中国井田制度和外国均地制度，自然有很多不同之点，但是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中，要寻出绝对相同的制度，除凑巧之外，是万不会有的事。不过各个原始的民族里，有恁些相类似的例，那么井田制度在中国古代，如先生所谓“半部落半国家”之世，就不能说他是绝对不可能。至于豆腐干块不豆腐干块，到是不关紧要。Ashley对于各学者所考究的古代均地制度，也像先生对于井田制度那么怀疑；然而他在批评Seebohm的《威尔斯之部落制度》末尾之附录上，有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the Wales, suggest a certain stereotyping of the division of land at an early date一段尾声。 可见人少地多的原始时代，拿土地来整齐均分，在各民族中不是没有的。至于封建一层，夏、商的时代怎么样我不敢说，到周得国之后，在他绝对的领域内，画土分疆，封给同姓子弟和异姓功臣，也不是事势上万不能整齐。近世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新兴的国家，如美国、澳洲之类，他们所分的行政区域，也差不多是整方块头的，几千年后的论史家，难道也去怀疑？ （三）《诗经》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能作无疑的证据的道理。先生未曾说得明白。《豳风·七月》、《信南山》的诗，我的解释和先生的也有点不同。“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我们以为是农人以劳力自勉以懒惰自警的话，所以有“田畯至喜”，有“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不是“自己无衣无褐，却偏要尽力为公子裘为公子裳”。充其量，这章诗所能证明的，也不过是当时情形，类似欧洲中古封建时代，人民对于君主有执役的义务，却不能证井田因此也不存在。《信南山》、《甫田》两章的“曾孙”，先生解作“田主”，但据《通说》，《诗经》的“曾孙”，通是指成王。 《周颂·维天之命》一章，有“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又证以《噫嘻》一章，“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似乎《通说》较有可信。《行苇》章的“曾孙”若是寻常的田主，就不应有敦弓了。或者先生所谓田主是王即国家的古代国有土地之主的意义，那便没有什么争论。至于国家有“千斯仓，万斯箱”，农夫有“黍稷稻粱”，寡妇有“遗秉滞穗”，便是社会富裕的景象。后来封建制度的弊端渐露，豪强兼并盛行，那些平和景象就没有了，所以诗人就要作此感叹。这样说去，似乎较稳。 以上拉杂写出来的意见，请先生指教。以我的浅学，且个人书斋里，书籍很少，没有几本参考，拿这样大问题来讨论，很觉得力量不足，望先生不要见笑。 廖仲恺 十二月十九日 （原载1920年2月《建设》杂志第2卷第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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