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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3)


  胡君说主义有危险。依吾的意见,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何以故呢?因为凡是主义,必定含着一种未来的理想。在尚未实现的时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险不危险呢?若指他试验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恶现象而言,则凡属试验的事物,必须经过种种错误,才能成功,所谓错误,也只方法上的错误,不独主义为然。况且主义不过是一种标准趋向态度,并非实行方法。在同一主义之下,可以有种种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险不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如何能怪及主义呢?譬如罗盘针虽是航海的趋向标准;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条,海中间所有的危险,也不只一途;你自测量不精,走错了路,如何能怪及罗盘针指示的方向不对呢?故说主义危险,实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说法,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现在且把问题主义方法三种相连的关系,归结到下列五点。

  (一)一种问题的实行方法,本有种种条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联属的,有矛盾的。若无一贯的精神把他整齐贯串,如何能实行有效呢?这种一贯的精神,就是主义。故说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

  (二)问题愈大,性质愈复杂。一个问题,往往含有无数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为问题的中心一点。这最重要而为中心一点,在问题自身,原为解决方法的标准,抽象出来,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种问题去,即是主义。

  (三)问题的抽象性,涵盖性,很有与主义相类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从受动这方面去看,是个问题,从能动这方面去看,就是主义。换一句话讲,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二者自不能截然区别的。

  (四)社会的环境不同,主义和问题的关系,也就不能一样。在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主义常由问题而产生。因为在这种社会,一切事物,都属能动性,常跟时代前进。偶有那不进的食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为问题。有问题,便发生各种运动。从这运动中,便产生了若干主义,拿来做解决方法的实行标准。若是在那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因为这种社会,问题的发生,极不容易。非有一种强有力的主义鼓吹成熟,征服了旧习惯,则无论何种事物,都有一个天经地义的因袭势力支配在那里。有敢挟丝毫疑义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来当一个问题,去讲求解决方法呢?故在不进步的社会,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成的。

  (五)不论何种社会,凡是进到何种程度,文化必定渐渐化为固定性,发生停滞的现象。故必常常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起来鼓吹新理想,促进社会的文化;这种新理想,在一般人渐渐首肯之时,即成为主义。由此主义,发生种种问题,试验又试验,常悬为未来的进行方针。而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能发生新理想,则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以上五点,即是吾上文所说的结论。胡君对于主义,于吾上文所说外,尚抱有几个疑点。现请就这几点上讨论。

  (一)空谈主义,是很容易的事,解决问题是很难的事。难易本来是比较的话,没有绝对的标准。……譬如主义,读一二小册子,便可乱谈,看起来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种主义的内容和意义,明白得十分透彻,鼓吹到社会上去,使社会的若干部分,成为信徒,发生主义的运动,这事恐怕就很难。又如解决实际问题,往往费尽力量,不得一个圆满的结果,看起来似乎很难。但若不问结果,只要糊里糊涂了结,那了结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见主义的易不易在主义本身,而在随便乱谈;问题的难,不难在解决方法,而难在解决后的好结果。再进一步言:解决的结果何以有好坏,好结果何以很难,这不可不有一判别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种主义……胡君不说应当从主义上做工夫,却教吾们去想实际解决的方法,那自然是难极的了。

  (二)胡君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君的意思,以为一切主义,都不过是某时某地一种具体方法转变来的,和吾们实际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说外来的主义是无用的。这话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时代,各社会的需要,渐渐日即日进,一地方有效的主义,在他地也未必无效。吾们只能问主义之有效与否,不必问他是外来的或是自生的。况且所谓实际需要,也得有个解说。在因袭势力支配的旧社会,他的需要和那文化进步的社会,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国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问题,那一件不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生出来的么?

  如果胡君的话是专指不合现时用的那些极端主义而言,命题果然正确的多;但是亦有未尽然的地方。因为一切主义,都含有几种理想,其中有现时可适用的,有现时不可适用的;甲地可适用的,乙地不可适用的;极端的如是,温和的亦复如是:这是选择应用上的问题,和输入外来的主义无关。即如过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其中不适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处的地方也并非绝无。取长去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要在能否运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独断。

  (三)胡君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胡君这种忧虑是大可不必有的。因为主义进于鼓吹,已不限于纸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义,必定要问这种主义的内容和他的影响结果。无耻政客,决不能用来欺人的。……王揖唐讲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一个王揖唐主义,绝没有人去上他当的。至于假借名目,用来做陷害人的器具,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没有这些主义的时候,他们何尝少害了人呢?横竖吾们是他们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倒是吾们现时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罢。

  吾现在再简单总括几句话: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

  (原载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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