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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文学革命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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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节所说,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杏何等重要。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

  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他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他用作“什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他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他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这种议论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我且举几条例为证: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语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后来的文学家包卡嘉(Boccacio,1313—1375)和洛伦查(Lorenzo de Medici)诸人也都用白话作文学。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国。英伦虽只是一个小岛国,却有无数方言。现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话”。当十四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做书。后来到了十四世纪的末年,出了两位大文学家,一个是赵叟(Chaucer,1340—1400),一个是威克列夫(Wycliff,1320—1384)。赵叟做了许多诗歌,散文,都用这“中部土话”。威克列夫把耶教的《旧约》、《新约》也都译成“中部土话”。

  有了这两个人的文学,便把这“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话”,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到十六十七两世纪,萧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细说了。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的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儿白狄[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日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词:有时朱晦庵高兴了,便写几封白话信,做几条白话札记;有时施耐庵、吴敬梓高兴了,便做一两部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4

  上文所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如今且说要实行做到这个根本主张,应该怎样进行。

  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

  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两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

  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我们从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养成了一种文言的习惯,所以虽是活人,只会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劲,若不用点苦工夫,决不能使用白话圆转如意。若单在《新青年》里面做白话文字,此外还依旧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决不能磨练成白话的文学家。

  不但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做文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譬如那些不认得中国字的中国人,若主张废汉文,我一定骂他们不配开口。若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要主张废汉文,我决不敢说他不配开口了。那些不会做白话文字的人来反对白话文学,便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仅文,是一样的荒谬。所以我劝他们多做些白话文字,多做些白话诗歌,试试白话是否有文学的价值。如果试了几年,还觉得白话不如文言,那时再来攻击我们,也还不迟。

  还有一层。有些人说,“做白话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这是因为中毒太深之过。受病深了,更宜赶紧医治。否则真不可救了。其实做白话并不难。我有一个侄儿,今年才十五岁,一向在徽州不曾出过门,今年他用白话写信来,居然写得极好。我们徽州话和官话差得很远,我的侄儿不过看了一些白话小说,便会做白话文字了。这可见做白话并不是难事,不过人性懒惰的居多数,舍不得抛“高文典册”的死文字罢了。

  (二)方法

  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工具”,但是单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做木匠的人,单有锯凿钻刨,没有规矩师法,决不能造成木器。文学也是如此。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做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

  我且举小说一门为例。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笃,遂订白头之约,……而大妇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生抚尸一恸几绝”;……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官场现形记》的白话小说。上等的如《广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龟》。

  这一派小说,只学了《儒林外史》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官场现形记》便是这样。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个个都是活的人物。

  正如读《水浒》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还不会忘记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请问列位读过《广陵潮》和《九尾龟》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心目中除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还记得几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物?——所以我说,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得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小说在中国近年,比较的说来,要算文学中最发达的一门了。小说尚且如此,别种文学,如诗歌戏曲,更不用说了。

  如今且说什么叫做“文学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况且又不是这篇文章的本题,我且约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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