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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汪精卫


  (1934年9月24日)

  精卫先生:

  本年夏间,本想南来,实在因摆脱不了,终不得如愿。

  此次国联开会,中国竟不得当选为非常任理事,此中原因虽非简单,然我国外交太松懈,驻欧大国公使多不在任,出席日内瓦的代表团不甚得力,政府对国联也不太注意,此诸项似皆不无关系。

  去年我回国时,即向先生进言,请先生与有壬兄退出外交部。以私交论,为爱先生;以公谊论,实为国家设想。那时此意未蒙先生采纳。那时先生颇怪我不认先生为能“困守待援”之人。我以私人资格,已做到了“尽言”的限度,当然不便再哓哓了。及今思之,“困守待援”之外,似乎也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工作。今日的外交局势直是一事不做,闲中不布一子,万一又有大危急,与三年前王儒堂时代的局面有何分别?为国家前途设想,我终不愿避嫌不说话,我很盼望先生再思我的老话,与有壬兄同退出外部,慎选一位能实行所谓“同时顾到外交四条路线(日、俄、国联、美)”的继任者。《独立》上曾有孟真批评外交之文,当时我们即虑到国联理事缺的落选。先生与有壬也许要否认此事的责任问题,然在野公论则异口同声要公等负此责任,但无人肯为公等尽言耳。

  匆匆敬问

  起居。

  胡适 敬上

  廿三,九,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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