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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之比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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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历史的产儿,所以我们要了解现代各种文化,最好是与它们中古的历史背景相比较,就更易于明了。东西文化之成败,就是看它们能够脱离中古时代那种传统思想制度到什么程度。照我以上各段所讨论的,西方文化解脱中古文化之羁绊,可说是成功最大的;至于现代印度的文化,可说还是中古文化。在此两极端之中,其他东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

  我们将日本与中国两相比较,对于这一点就更易于明了。一千二百年前,中国就开始反对佛教了。孔子之人道主义,老子之自然主义,都是极力反对中古之宗教的。八世纪时的大乘佛教变为禅宗,而禅宗不过是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而已。九世纪时,禅宗极力反对偶像,差不多与佛教脱离了。到了十一世纪,儒教又复兴。自此以后,佛教的势力,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后来新起的儒教,成为学者的哲理,以理智的态度,“致知格物”。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学者对于一切研究考据,纯粹用科学的方法。凡文字版本历史等考据学,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学者既采用此种方法,以故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极合乎科学的方法;而许多历史的科学,如文字学、版本学、汉学、古物学等,都极其发达。

  中国虽则倡导人文主义,脱离宗教的羁绊,然而今日仍旧在落后的地位。她推翻了中古时代的宗教,但是对于大多人民的生活,仍旧没有什么改进。她善于利用科学方法,但是这方法只限于图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没有利用思想战胜物质的环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五百年的哲学思想,不能使中国逃出盗贼饥荒的灾害,以故十七世纪的学者,实在是灰心。于是他们不得不舍弃那空洞的哲学,而从事于他们所谓“有用的学识”。但是他们何尝梦想到这三百年来所用的苦工,虽则是用科学方法,仍不免只限于书本上的学识,而对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毫无补救呢?

  至于日本呢,她很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当培理(Perry)到日本的时候,她还是麻醉在中古文化里。对于西方文化,她起初还表示反抗,但不久就不得不开放门户而接受了。日人因着外人的凌辱蹂躏,于是奋起直追,制造枪炮,便利交通,极力生产,整顿政治;而对于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在五十年之中,日本不但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而且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为印度的佛教或中国的哲学所不能解决的。封建制度取消了,立宪政府起而代之,中古的宗教也立刻倒塌了。人力车是日本发明的,但是现今横滨东京等处的人力车,日渐减少。人力车之减少,并不是因为什么宗教的人道主义,也不是因为那些仁慈的太太们所组织的慈善机关,乃是因为“市内一圆”的福特车。国家既因着工业而富足兴盛,于是国内的文艺天才,乘机而起,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与物质的进步并驾齐驱。日本现在有九十个专门科学的研究社;全国各工程师所组织的会社,共有三千会员。因着这许多人力与工具,东方就建筑了一个精神的文明。

  这是怎样一回事,很易于明了。最初人类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发明新的器具,以胜过物质的环境,因而就构成了所谓文化。后来人类感觉得与自然奋斗太辛苦了,于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时代。直到后来科学与机械兴起,大家才又恢复从前那种自信心,而产生现代西方的新文化。科学与机械传入日本,于是日本也构成了她的新文化。中国,印度,并其他东方各国,也必因着科学与机械,变为新文化的国家。

  以上各节,已将现代西方机械文明之精神方面,详细说明。机械之所以为精神的,乃因其能解脱人生之困苦,使大众有享受快乐的机会。无论我们是否善于利用闲暇以寻求快乐,而专就利用机械以解脱困苦一层而论,就可说是精神的享乐。我们不能因为几个传教士被逼迫而烧死了,就咒诅上帝。

  现在我们要讨论西方文明其他的精神方面。在此我不必谈什么艺术音乐文学,因为我们大概都可以承认西方的艺术与文学可以与东方的相颉颃,至于西方的音乐,就远胜于东方了。

  我们先谈科学罢。无论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定义怎样,寻求知识是人类精神的需要,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但是古代的文明,都极力压制这种求知欲。照《圣经·创世纪》所讲,人类的堕落,并非因着女人,乃是因着求知的欲望。东方许多宗教,都以为无知则无欲,主张屏弃智识,服从天道。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些哲人大都回避求知的路,而致力于内省默坐修养等工夫,以寻求他们所谓深奥的智慧。还有些以为冥想可以与神相通。此外,佛教中所谓“四禅”“六度”,也是如此。

  1927年正月有一个埃及的僧侣在英格兰宣言东方的精神文明要高超些,因为他能够活埋在地下经过二点五十二分钟之久,仍旧可以复活。他比较大魔术家胡丁黎(Houdini)多能支持八十二分钟,但是戏院没有允许他表演,因为戏院的老板恐怕观众不能忍耐等待三点钟之久。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精神文明。现在东方许多苦行僧,也能够表演这种伎俩。许多下等动物在蛰伏时期不是与这个一样么?至于那些科学家,用严格研究与实验的方法,发现自然的秘密,实在是真正精神的快乐。不下一番功夫,不利用观察,只知一味的偷懒,确实是找不着什么真理的。科学可以训练我们的脑力,供给我们好的工具与方法。智识虽然无限,但科学家并不失望,因为不断的努力,日积月累,就可以对于自然逐渐明了。一次的成功,就有一次的进步,也就有一次的精神快乐。阿基米得(Archimedes)去洗澡的时候,忽然解释了他所疑难的问题,他快乐得不知所措,赤着身子跑到街上四处喊叫。许多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巴士特,爱迪生等,每次有什么新发现的时候,都感觉得无上的精神快乐。至于那些古代冒名的先知们,自己以为用内省的工夫,可以寻求高深的智识,对于这种精神的快乐,完全没有经验过。

  那些旧式宗教的信徒们所谓精神快乐者,就不外乎自行催眠的法术。十七世纪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哲学家颜元(1635—1705),有一段事实纪载他个人精神的快乐:“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故人,引仆控𩦺,被绵褐衣,驮麦里左。仆垛,独至柳下,铺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风冷然,白云散聚,遂朗吟云清风轻之句,不觉心泰神逸;覆空载厚,若天地与我外,更无一事物。微闭眸视之,浓叶蔽日,碧绿罗裹,宝珠光耀,在隐露间,苍蝇绕飞,闻其声不见其形,如跻虞廷听九韶奏也。”后来颜元反对空洞的儒教,在北方倡导力行主义,不过他把上面这一段记载,存留在他的集子里,以证明那种半宗教式的哲学思想,是空虚的,自欺欺人的。

  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威权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怀疑的目的,是要胜过疑惑,而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它不只是反对旧的信仰,而且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促成了许多新的发明。许多大科学家的传记,如达尔文,赫胥黎,巴士特,科和(Koch)等,都贯注着这种“创造的怀疑”的精神,足以感悟后人。中古的圣徒基于信仰,现代的科学家则基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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