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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2)


  据江绍原先生的考察,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贡献》九期,江绍原《小品》百七八)。

  他家里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这也有好法子。请个道士来,画几道符,大门上贴一张,房门上贴一张,毛厕上也贴一张,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进门了。画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点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点空着。请一位乡绅来点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朱笔蘸饱了鸡冠血,点上“主”字。从此死者的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21日北京改名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恢复北京旧名。今天又有人提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副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语的。

  5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么分别?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为废纸而已。

  我们试问,为什么豆腐店的张老板要在对门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岂不是因为他天天对着那张纸可以过一点发财的瘾吗?为什么他元旦开门时嘴里要念“元宝滚进来”?岂不是因为他念这句话时心里感觉舒服吗?

  要不然,只有另一个说法,只可说是盲从习俗,毫无意义。张老板的祖宗下来每年都贴一张“对我生财”,况且隔壁剃头店门口也贴了一张,所以他不能不照办。

  现在大多数喊口号,贴标语的,也不外这两种理由:一是心理上的过瘾,一是无意义的盲从。

  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

  这样的发泄情感,比什么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谁不爱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惯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样做去:放一天假,开个纪念会,贴无数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做了纪念了!

  于是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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