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墨家哲学(2)

墨家哲学(2)

　　§二、《墨子》考

　　《墨子》书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来，可分作五组：

　　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黄震、宋濂所见别本，此七篇题曰经）。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以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做的。我从来讲墨学，把这六篇提出，等到后来讲“别墨”的时候才讲他们。

　　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什么关系。

　　研究墨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第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

　　§三、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方法的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作“近者悦，远者来。”）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

　　《公孟》篇又说：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这两种区别，皆极重要。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的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如论政治，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人生哲学，或译伦理学，伦理学之名不当，但可以称儒家之人生哲学耳。故不用）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所说细目，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该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方面。“动机”如俗话的“居心”。孟子说的“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大学说的诚意，也是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才可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样布置构造始能避风雨寒暑，始能分别男女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如今人讲教育，上官下属都说应该兴教育。于是大家都去开学堂，招学生。大家都以为兴教育就是办学堂，办学堂就是兴教育。从不去问为什么该兴教育，因为不研究教育是为什么的，所以办学和视学的人也无从考究教育的优劣，更无从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我去年回到内地。有人来说，我们村里，该开一个学堂。我问他为什么我们村里该办学堂呢？他说，某村某村都有学堂了，所以我们这里也该开一个。这就是墨子说的“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的理论。

　　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例如墨子讲“兼爱”，便说：

　　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

　　这是说，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譬如我说这笔“好”，为什么“好”呢？因为能中写，所以“好”。又如我说这会场“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他能最合开会讲演的用，所以“好”。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

　　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经上》篇，参看《非攻下》首段）。便进一层说，说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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