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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元稹、白居易(1)


  九世纪的初期——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变动向来都是自然演变出来的,向来没有有意的、自觉的改革。只有这一个时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他们的同志有张籍、刘禹锡、李绅、李馀、刘猛等。他们不但在韵文方面做革新的运动。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与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与同时的韩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后。他九岁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他为第一,除右拾遗;因他锋芒太露,为执政所忌,屡次受挫折,后来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量移通州司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时也被贬为江州司马。他们往来赠答的诗歌最多,流传于世;故他们虽遭贬逐,而文学的名誉更大。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穆宗为太子时,已很赏识元稹的文学;穆宗即位后,升他为祠部郎中,知制诰。知制诰是文人最大的荣誉,而元稹得此事全出于皇帝的简任,不由于宰相的推荐,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挤。但元稹用散体古文来做制诰,对于向来的骈体制诰诏策是一种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新唐书》说他“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旧唐书》说他的辞诰“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

  穆宗特别赏识他,两年之中,遂拜他为宰相【八二二】。当时裴度与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这位骤贵的诗人,中间又有人挑拨,故他们不能相容,终于两人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转为越州刺史;他喜欢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诗很多。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为尚书左丞;次年【八三〇】,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七七九】

  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人,生于大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后的第三年。他自己叙他早年的历史如下: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暗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与元九书》】

  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进士就试,擢甲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为学士;明年,拜左拾遗。他既任谏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谪,他屡上疏切谏,没有效果。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贫,自请改官,除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明年,丁母忧;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当时很多人忌他,说他浮华无行,说他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作《赏花》诗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他遂被贬为江州司马。他自己说这回被贬逐其实是因为他的诗歌讽刺时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说: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致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许,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浔阳浮江上峡,带他的兄弟行简同行;明年三月,与元稹会于峡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们三人在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别。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还京师;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那时元稹也召回了,与他同知制诰。长庆元年【八二一】,转中书舍人。《旧唐书》说: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

  他在杭州秩满后,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八二五—八二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征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遂除太子宾客分司。《旧唐书》说:

  居易初……蒙英主特别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訏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太和以后,李宗闵、李德裕用事,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复授太子宾客分司【洛阳为东都,故各官署皆有东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与京师相同,但没有事做】。他曾在洛阳买宅,有竹木池馆,有家妓樊素、蛮子能歌舞,有琴有书,有太湖之石,有华亭之鹤。他自己说:

  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杨贞一所赠】,举陈酒【陈孝仙所授法子酿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赠】,弹姜《秋思》【姜发传授的】;《【旧唐书》】【 脱“姜”字,今据】【长庆集》】【 补】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 自序】

  开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称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会昌中,以刑部尚书致仕。他自己说他能“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晚年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往来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死在会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旧唐书》作死于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从《新唐书》,及李商隐撰的《墓志》。

  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改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时,作长书与元稹论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参看《旧唐书》本传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诗”长书寄白居易【《元氏长庆书》卷三十】。这两篇文章在文学史上要算两篇最重要的宣言。我们先引白居易书中论诗的重要道: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这是诗的重要使命。诗要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华,以义为实。托根于人情而结果在正义,语言声韵不过是苗叶花朵而已。

  泊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时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这就是说,《楚辞》与汉诗已偏向写主观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观地表现人生的工作了。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谢灵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寖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矣。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他在这里固然露出他受了汉朝迂腐诗说的恶影响,把三百篇都看作“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美刺诗,因此遂抹煞一切无所为而作的文学。但他评论六朝的文人作品确然有见地,六朝文学的绝大部分真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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