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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无政府状态(3)


  现在,如果有人想知道一种什么样的毁灭文明、毁灭一切道德文化的力量,以及基督教救世军那种浪费有一天会出现在欧洲,那么他应该读读中国太平天国暴动的历史。那次暴乱中的中国基督教徒们,抛弃了他们本民族的仰赖理性的道德文化,而退回到依赖于民众心中希冀与敬畏情绪的中世纪欧洲的道德文化上去,其结果是践踏了数省,屠戮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

  至于耶稣会的教皇至上主义,它甚至比基督教救世军的浪费更为糟糕。耶稣会教皇至上主义的智力欺骗对于人性来说是一种践踏。这种践踏的结果,有如卡莱尔所指出的,将是普遍的灾难,反抗和谵妄、过激分子骚动的狂热、复辟暴政的冷酷,百万生灵惨遭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军队的杀戮;相反,一旦军国主义在中国成为必要,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势必为外来军事力量所制服。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全世界都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大笔额外的军事负担。

  在欧洲,由于人民的不满情绪,军国主义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庇护者与捍卫者——一种权力范围内的力量。用丁尼生中世纪的话来说,它的真正作用在于:

  “打倒异教徒,捍卫救世主。”即打倒暴虐、野蛮与混乱。可是后来欧洲的军国主义却不被用来对付混乱与野蛮,反而用来对抗真正的文明,反对中国人民的好政府。这种欧洲军国主义愈是被滥用,其所耗资的负担就只会愈加沉重。

  因此,对于欧洲人民来说,要想逃脱被其军国主义负担所压垮的惟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为获得我们称之为的那种普遍自由主义名义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斗争。但欧洲人民要实现这一点,很难说清要花多长时间。就我个人看来,上世纪欧洲的那种自由主义确已衰退。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在谈到他那个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时,说他惊奇地发现其已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我以为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养尊处优集团”的独裁。前一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是有文化教养的,今日的自由主义则丧失了文化教养。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

  如果能设想一个在上世纪不得不行杀死国王、险些推翻王权暴举的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再生今日,那么他肯定会用莎士比亚作品中“布鲁图斯”(Brutus)的话来告诫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

  难道我们打击世间的一流人物只是为了助纣为虐吗?难道我们现在以卑鄙的行贿玷污我们的手指出卖我们廉耻的广阔空间只是为了换取可能得到的这么一堆垃圾吗?

  我宁愿做条狗去吠月,也绝不做这样一个罗马人!

  然而,我们却不必绝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谓“殖民地政策”运动在欧洲的最终结果,将会是真正自由主义的复兴。基佐先生在其关于欧洲文明的演讲中,谈到中世纪基督教远征的动机以及其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影响时说:

  “对于最初的编年史家,及其他们笔下的十字军的最初成员来说,穆斯林教徒是他们憎恶和鄙视的惟一目标;显而易见,那些如此谈论他们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后来的十字军参加者的历史,说起来就十分不同了;很清楚,他们已不再将其看作怪物;并且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他们的观念中去;他们彼此住在一起;在他们之间一种勾通关系甚至某种同情已然建立。”因此,基佐先生接着说,双方的灵魂尤其是十字军战士的灵魂,已经从因无知而产生的那些偏见中解放了出来。最后他说:“所以,这是向通往,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迈进”。

  欧洲这一称作“殖民政策的现代远征”,在欧美终将完成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而这种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又终将产生一种全球性的真正的天主教文明;这一文明不建立在一个仅仅依赖人的希冀与敬畏情绪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而建立在依赖人的平静理性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它的法令不是出自于外在的某种强力或权威,而是像孟子所说的,出自于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

  在新的文明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可以自由地做正确的事情。农奴或没有教养的人所以不做错事,是因为他害怕世间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死后阴间的地狱炼火。而新的文明之中的自由者则是那种既不需皮鞭警棍,也不需地狱炼火的人。他行为端正是因为他喜欢去为善;他不做错事,也不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或胆怯,而是因为他讨厌为恶。在生活品行的所有细则上,他循规蹈矩不是由于外在的权威,而是听从于内在的理性与良心的使唤。没有统治者他能够生存,可无法无道他则活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把有教养的先生称作君子(“君”相当于德文Koenig,或英文“King”,“akinglet”,即一个“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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